重庆北碚，位于缙云山下、嘉陵江畔。

8月的重庆依旧酷热，上游新闻记者走进北碚区天生新村63号的四世同堂纪念馆。80多年前，老舍在此居住的书房，三面朝阳，就算太阳落了山，屋里也还热得跟蒸笼似的，但也就是在这里，老舍迎来了一生创作的巅峰时期，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也在此创作。

“抗敌文协”办公处成了老舍临时的家

“时光飞逝，那段血色岁月里的人仿佛从未走远，有关那些人、那些事的记忆，就隐藏在小城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中，从未褪色……”在四世同堂纪念馆中，讲解员的话语，也一遍遍将人的思绪拉回到1938年，讲述老舍从武汉到重庆，继续在“抗敌文协”任职的故事。

当时，“抗敌文协”办公处就在北碚，那里曾是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的住所，老舍就多次前往北碚处理事务、演讲、会友。

直到1943年，突如其来的盲肠炎让老舍入了院，这一回，老舍在北碚一待就是三年半，“抗敌文协”办公处就成了他临时的家。

那些年里，“抗敌文协”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全国各地设了分会，搞了许多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成为全国文联、全国作协的前身。“抗敌文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两大历史贡献：一是团结了一大批有爱国心的文化界人士，二是使文学走向民间，走向普及。

“那时，老舍在北碚，除了专注于自己的创作外，对‘抗敌文协’的工作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纪念馆讲解员指着不少当时老舍创作的作品手稿，讲述着老舍通过团结通俗文艺作家，创作通俗文艺作品宣传抗战的经历。

老舍夫人带3个孩子离开北平逃往重庆

如老舍在通俗文艺讲习班所讲：“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曲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

“我的笔必须是炮，也须是刺刀。”老舍常说，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自己就肯去学，去试作，不应以写了鼓词小曲而觉得有失身份。

可以说，这个口号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文学走向。这里面不能不说是凝聚着老舍的心血，接踵而来的是，1943年夏，老舍夫人胡絜青带着3个孩子悄悄离开早已沦陷的北平，逃往重庆。11月中旬，老舍一家人在北碚团聚，这也为老舍创作《四世同堂》埋下伏笔。

夫人胡絜青定居北碚后，前来看望拜会她和老舍的友人络绎不绝，言谈中，胡絜青一遍遍诉说起北平沦陷后百姓经历的苦难，以及逃亡路上的艰难惊险。老舍就细心地记下这些情节，等到收集了足够的背景材料后，老舍决定，用两年时间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

1944年元旦，老舍正式动笔，开始撰写以沦陷时期的北平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这部鸿篇巨著描写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亲和力与凝聚力，使得祁家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在一次次外力的打击下未能解体。”讲解员向上游新闻记者介绍，书里隐喻着这个国家的希望与新生，给全国人民树立了必胜的信念和决心。

《四世同堂》诞生背后的艰辛

成书过程相当艰难，一方面是生活条件的恶劣，另一方面则是老舍的身体状况很差。

北碚的夏天很热，老舍的书房又三面朝阳，就算太阳落了山，屋里也还跟蒸笼似的，墙上简直能烤面包。老舍在屋里坐不住就到屋外去，哪晓得外面的蚊子又大又多，更让人恼火。

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物价不断飞涨，文艺界人士大都口袋空空，老舍身边尚有家小，“一张嘴便是五六个嘴一齐来”。那段年月，他戒了烟酒茶，吃着平价米，数月不知肉味，穿着“自来旧”布做的“困难衣”，久而久之，老舍就因营养不良而患贫血症，时常头痛、眩晕，严重影响了写作进度。

因为没钱看病，大家就找来很多偏方。但那些偏方都没能治好老舍的病，他在眩晕中完成了《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惶惑》和《偷生》，这篇表现抗战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生活与抗战的长篇小说，刻画出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反抗与顺从的选择，国家与个人的选择种种艰难的选择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同时，老舍还创作出短篇小说《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等大量文学作品，总计近两百万字的作品。

在重庆北碚的三年半时间，成为了老舍一生创作的巅峰时期，而《四世同堂》这本小说所带来的影响延续至今。

上游新闻记者 张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