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独家|再访马悦然遗孀:中国文学那么好,不是非要诺奖证明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马悦然依然工作不辍,完成了《庄子》的翻译,这也成了他最后一本译作。

封面独家|再访马悦然遗孀:中国文学那么好,不是非要诺奖证明

来源:封面新闻2020-10-08

每年10月,全球都会迎来那个星期四——期待揭晓诺贝尔文学奖奖归何处的时刻(2018年例外)。明天(10月8日),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即将揭晓,对于华语世界来说,此次是三十四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失去一个汉学家院士投票的时机。

瑞典时间10月17日,是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过世一年。马悦然院士归于尘土后,受新冠疫情影响,瑞典学院至今尚未选出继任他的院士。

近日,马悦然院士遗孀陈文芬在朋友圈贴出《庄子》的书封,端整的北魏碑体汉字书法,黄色的铺底衬托整本书的大气、庄严。封面新闻记者电话采访陈文芬,恭喜《庄子》出版。

在翻译《庄子》以前,马悦然就已经立好了遗嘱,同时为自己写下讣闻铭句:“恩赐干活,日燃光芒。” 瑞典时间2019年10月17日,马悦然与世长辞。这句话确实是他生命的写照。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马悦然依然工作不辍,完成了《庄子》的翻译,这也成了他最后一本译作。译完《庄子》之后不久,瑞典学院出现风波,文学院常任秘书请辞。马悦然临危受命,接下了2018年春季的轮值院长,主持危机时期的学员会议。在马悦然去世后,2018年时任瑞典学院常务秘书、现任诺奖提名委员会主席奥尔松( Anders Olsson)告诉陈文芬:“悦然对我们很重要,他真的救了瑞典学院。”

怕给作家带来困扰 

不请他们参加自己的活动

2012年10月,马悦然携妻子陈文芬来到上海,就他翻译的2011年诺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两本《巨大的谜语》和《记忆看见我》中文版,与读者交流,谈论诗歌和翻译。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也受到出版社邀请,前往上海采访了马悦然和他的夫人陈文芬。马悦然身穿中式对襟长褂,夫人陈文芬也是白底黑花中式衣着,很是相称。两人提前二十分钟到达访问地点,还亲密地手牵手先到外面弄堂里逛逛,欣赏上海老房子建筑。记者交流会上,陈文芬主动担任主持人并说:“我以前当过记者,也是因为当记者认识马悦然的!”夫妻俩配合极其默契,常常相视一笑。

8年后,封面新闻记者再度向陈文芬提到这段往事,提到她当时主持记者会这一细节,她笑着说,其实马悦然先生在中国的新书发布、授课讲座开场等交流活动,很多都是她来主持,从没有邀请过一个作家来参与。这是“悦然特别交待的。因为考虑到自己的诺奖评委的身份,他担心给对方带来不必要的困扰,以免让一些人看到误以为这位作家在刻意走近诺奖评委。悦然就是这么心思细腻,考虑周到。所以他的活动,都是我在主持。”

马悦然师从瑞典汉学开山始祖式的人物高本汉,在汉学领域成就卓著: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几乎遍及中国整个古代的各个时期和所有的文类:将《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并向西方翻译、介绍《道德经》《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春秋繁露》等中国古代大量典籍;还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但就像陈文芬说的,“一个汉学家的成就重要性,往往只有行内人才真正懂得。”在中国,很多人看到“马悦然”这个名字,首先想到的还是他的诺奖评委身份。(其实是院士身份,但中国人习惯称评委)

一个作家被提名并不罕见   

进短名单才是真实力

1985年,马悦然获选进入瑞典学院,成为18位院士之一。此一身职拥诺贝尔文学奖投票权,为终身制,且名额固定不变,只有遇到有人去世的情况,才会再招募新的院士。作为瑞典学院18位终身院士,他们基本上都是瑞典最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学者、诗人、作家、戏剧家,每人都至少精通四五门外语,而马悦然是其中唯一一位精通汉语的人。

瑞典学院成立于十八世纪。当时的瑞典国王创办这个学院是为了保护瑞典语以及瑞典文学,所以正确的译名是瑞典学院。据陈文芬介绍,“瑞典学院院士的地位很高,但是这个头衔、职务,主要是一种荣誉,除了常务秘书有薪水,其他院士们本身并没有薪水,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瑞典学院的任务除了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学院还承担大量的评选北欧文学各种奖项的任务,学院的语言学家还要承担瑞典语言学研究的工作,而这个部分的研究工作,马悦然院士做了许多年,还做了语言研究委员会的主席。”

与很多其他文学奖不同,诺贝尔奖只公布最终拿奖的人,而不对外公开候选名单。按照诺奖的规定,每年的提名者信息和评奖记录都必须保密,有效期50年。如果你听到有人吹嘘自己或者某某“入围”诺奖,完全可以不必当真,对之呵呵一笑即可。当然,如果有人把“‘提名‘进入‘长名单’”也当作“入围”,那也是有可能的。(长名单也不会对外公布)。据陈文芬介绍,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有一个过程:先是接受各种推荐,形成一个大概有200多人的长名单。放在那里一段时间,经过评审小组筛选形成一个短名单,由院士们认真读作品、研究、讨论。总体来说,一个作家获提名的渠道总体来说有四个: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或者语文系)教授,就可以写信提名一个作家;第二,一个国家的作协或者笔会主席,写信去提名一个作家;第三,得过诺奖的人,也有资格写这个提名信;第四,瑞典学院的18位院士也可以提名。这些提名,瑞典学院收到会放在大名单上,“每个人提只能一个人。”

2012年10月,华西都市报记者在上海曾当面采访马悦然,中间问到2012年的诺奖评审过程,马悦然在回答中做了介绍,“每年的2月1日以前,获得提名推荐的作家作品及材料送到瑞典文学院,形成一个长名单。然后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小组,将250个被提名的人筛选至30或40个后,介绍给院士们,待到5月底只剩5人。6至9月,院士们专门阅读那5个人的作品。9月中旬开始开会,讨论到底谁该得奖,然后开始投票。一共要投好几次,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进行辩论,最终的投票是在10月初。”

对中文作品非常热爱

拥有庞大的“中国作家朋友圈”

1985年当选瑞典学院院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诺奖评委团中唯一精通中文的马悦然,在助推现代中文文学走向世界,得到西方世界更深理解,乃至于2012年莫言获得诺奖,贡献绝对不容忽视。而马悦然的离去,使瑞典学院出现对世界最大语言区中文文学理解力的重大缺失,也让中国文学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卓越推介者。当马悦然过世,瑞典评论家指出,将使瑞典学院在语言文学尤其是诺奖的视野出现巨大的空缺,特别是在亚洲的语言方面。

马悦然于1924年6月6日出生于瑞典南部。1944年,进入乌普索拉大学读书,头两年里,他选的专业是拉丁文。1946年春,马悦然偶然间读到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由此对中国哲学发生兴趣,改到高本汉门下学习汉学。多年后,马悦然曾撰文强调林语堂这部作品对他学术生涯的意义,“我要是1946年春天没有机会读林语堂先生的大作《生活的艺术》的英译本,我可能就没有开始学汉语。”

关于沈从文1988年与诺奖擦肩的故事,广为人知,也得到马悦然生前确认。不过,据陈文芬透露,在马悦然看来,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人最大的错过,还不只是沈从文,还包括林语堂。陈文芬说,“林语堂用英文向西方世界讲述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文化,从思想和文笔,水准都非常高,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比如说正是因为他讲述中国哲学的英文作品,马悦然才去学汉学。林语堂成了改变马悦然命运的人。善于写中国人生活的美国作家赛珍珠1938年获得诺奖后,林语堂应该在赛珍珠之后得。赛珍珠也提名了林语堂。但很可惜,当时的瑞典学院评委们,还认识不到林语堂的伟大。”

马悦然从少年时,就喜欢阅读。师从高本汉学习汉学,改变他的学术方向。传说高本汉对学生非常严格。陈文芬说,“高老师表面上是一个严肃的人,在马悦然眼中,他却是一个最善良慈悲的老师。他推崇中国的古文,认为先秦文学最能代表中国文学。高本汉当时只有六个学生,第一堂课学生不认识一个汉字,就直接读《左传》。马悦然终其一生喜爱他的父亲、喜爱宁祖,对于老师言必称‘我尊敬的老师高本汉’。”

1956年至1958年,马悦然获聘瑞典政府外交部,为驻华使馆译员和文化参赞。在中国这几年中,让他与多位中国现当代作家结识交情匪浅,拥有庞大的“中国作家朋友圈”。在过去几十年,马悦然陆续将闻一多、艾青、冯至、卞之琳、臧克家,顾城、北岛、沈从文、张贤亮、李锐、曹乃谦、莫言、苏童、余华、商禽、洛夫、痖弦、杨牧、舒国治、也斯、席慕容等中文作家、诗人的作品译成瑞典文介绍到欧洲,共计50多部。

马悦然喜欢的当代中国作家很多,“李锐、曹乃谦、残雪、苏童、余华、张贤亮、冯骥才、苏童、王安忆、金澄宇、哈金、戴思杰、白先勇、席慕容、东西等等。其实残雪的作品在国外有很多汉学家很喜欢,不只是马悦然喜欢。我认识的很多汉学家都喜欢他。在马悦然眼里,中国文学是那么好,不是非要诺奖来证明。在他心里,有那么多中国作家值得这个奖。”陈文芬说。

在陈文芬的记忆中,马悦然读中文作品,是如此热爱,“常常喜欢一篇小说或诗可以立刻翻译成瑞典文或英文,一早读了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已经翻完了一首诗。我记得有一天,悦然读到杨牧的诗作《讲学》就是这样的。那种喜欢,愿意当下就翻译的激情,非常美丽,完全不必多想。”

诺奖差点错过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

诺奖影响力很大,但毕竟不是完美的。除了曾经错过中国作家林语堂,还差点错过自己国家的优秀诗人特朗斯特罗默。陈文芬刚到瑞典,马悦然就迫不及待带她到特翁家里,跟特翁夫妇成为很好的朋友。

陈文芬曾听马悦然详细跟她讲过,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特朗斯特罗默,按照实力其实应该很早就该得,但是因为一些非文学的因素,一直搁置了30年才给他,而此时特朗斯特罗默已经中风多年。“我想很多人瑞典人亲眼见证特朗斯特罗默用那二十一年还活着的意志力,最终获得诺奖。”

2011年10月,当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获得者是特朗斯特罗默时,“悦然在现场拭去眼泪,我在他旁边看到。这也是唯一一次他为一个诺奖得主而哭。他认为特朗斯特罗默值得,一直亏欠他很多年。”为什么呼声很高,实力的确够,却久久得不到呢?“就是因为特朗斯特罗默是瑞典人,为了避嫌。因为此前1974年瑞典学院曾颁发诺奖给瑞典学院自己的两位院士,被指责很多。压力很大。”

2018年出现的瑞典学院评委丑闻事件,导致2018年文学奖延迟到2019年颁发,必然也影响了诺奖的公信力。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了全世界。20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怎么评,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分析。

陈文芬回忆过去跟马悦然生活的幸福时光,她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一年开一次的花朵,对全世界的文学市场有很大的影响力。诺奖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真正受到关注是二次大战以后。它的文学奖的价值前期成长的比较缓慢,历史本来就有上升的高潮或者坠落的跌宕,一切会归落于事物的本质。

作为一个汉学家,马悦然更知道自己审美的追求是什么,在诺贝尔文学奖以外,在终老以前,面对长寿以后的疾病,他在书房阅读庄子,用中文古文美好幽默的力量把人性的纷争安置在门外。当一切落幕以后,他本人如庄周羽化成蝶,让他的瑞典同胞读到《庄子》,陈文芬说,“不管20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谁,谢谢马悦然留给瑞典同胞以及这个世界美好的中国文化的礼物。谢谢马悦然,今生今世,不远千里万里走进我的心里。”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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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独家|再访马悦然遗孀:中国文学那么好,不是非要诺奖证明

2020-10-08 06:05:00 来源: 0 条评论

每年10月,全球都会迎来那个星期四——期待揭晓诺贝尔文学奖奖归何处的时刻(2018年例外)。明天(10月8日),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即将揭晓,对于华语世界来说,此次是三十四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失去一个汉学家院士投票的时机。

瑞典时间10月17日,是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过世一年。马悦然院士归于尘土后,受新冠疫情影响,瑞典学院至今尚未选出继任他的院士。

近日,马悦然院士遗孀陈文芬在朋友圈贴出《庄子》的书封,端整的北魏碑体汉字书法,黄色的铺底衬托整本书的大气、庄严。封面新闻记者电话采访陈文芬,恭喜《庄子》出版。

在翻译《庄子》以前,马悦然就已经立好了遗嘱,同时为自己写下讣闻铭句:“恩赐干活,日燃光芒。” 瑞典时间2019年10月17日,马悦然与世长辞。这句话确实是他生命的写照。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马悦然依然工作不辍,完成了《庄子》的翻译,这也成了他最后一本译作。译完《庄子》之后不久,瑞典学院出现风波,文学院常任秘书请辞。马悦然临危受命,接下了2018年春季的轮值院长,主持危机时期的学员会议。在马悦然去世后,2018年时任瑞典学院常务秘书、现任诺奖提名委员会主席奥尔松( Anders Olsson)告诉陈文芬:“悦然对我们很重要,他真的救了瑞典学院。”

怕给作家带来困扰 

不请他们参加自己的活动

2012年10月,马悦然携妻子陈文芬来到上海,就他翻译的2011年诺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的两本《巨大的谜语》和《记忆看见我》中文版,与读者交流,谈论诗歌和翻译。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也受到出版社邀请,前往上海采访了马悦然和他的夫人陈文芬。马悦然身穿中式对襟长褂,夫人陈文芬也是白底黑花中式衣着,很是相称。两人提前二十分钟到达访问地点,还亲密地手牵手先到外面弄堂里逛逛,欣赏上海老房子建筑。记者交流会上,陈文芬主动担任主持人并说:“我以前当过记者,也是因为当记者认识马悦然的!”夫妻俩配合极其默契,常常相视一笑。

8年后,封面新闻记者再度向陈文芬提到这段往事,提到她当时主持记者会这一细节,她笑着说,其实马悦然先生在中国的新书发布、授课讲座开场等交流活动,很多都是她来主持,从没有邀请过一个作家来参与。这是“悦然特别交待的。因为考虑到自己的诺奖评委的身份,他担心给对方带来不必要的困扰,以免让一些人看到误以为这位作家在刻意走近诺奖评委。悦然就是这么心思细腻,考虑周到。所以他的活动,都是我在主持。”

马悦然师从瑞典汉学开山始祖式的人物高本汉,在汉学领域成就卓著: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几乎遍及中国整个古代的各个时期和所有的文类:将《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并向西方翻译、介绍《道德经》《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春秋繁露》等中国古代大量典籍;还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但就像陈文芬说的,“一个汉学家的成就重要性,往往只有行内人才真正懂得。”在中国,很多人看到“马悦然”这个名字,首先想到的还是他的诺奖评委身份。(其实是院士身份,但中国人习惯称评委)

一个作家被提名并不罕见   

进短名单才是真实力

1985年,马悦然获选进入瑞典学院,成为18位院士之一。此一身职拥诺贝尔文学奖投票权,为终身制,且名额固定不变,只有遇到有人去世的情况,才会再招募新的院士。作为瑞典学院18位终身院士,他们基本上都是瑞典最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学者、诗人、作家、戏剧家,每人都至少精通四五门外语,而马悦然是其中唯一一位精通汉语的人。

瑞典学院成立于十八世纪。当时的瑞典国王创办这个学院是为了保护瑞典语以及瑞典文学,所以正确的译名是瑞典学院。据陈文芬介绍,“瑞典学院院士的地位很高,但是这个头衔、职务,主要是一种荣誉,除了常务秘书有薪水,其他院士们本身并没有薪水,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瑞典学院的任务除了评选诺贝尔文学奖,学院还承担大量的评选北欧文学各种奖项的任务,学院的语言学家还要承担瑞典语言学研究的工作,而这个部分的研究工作,马悦然院士做了许多年,还做了语言研究委员会的主席。”

与很多其他文学奖不同,诺贝尔奖只公布最终拿奖的人,而不对外公开候选名单。按照诺奖的规定,每年的提名者信息和评奖记录都必须保密,有效期50年。如果你听到有人吹嘘自己或者某某“入围”诺奖,完全可以不必当真,对之呵呵一笑即可。当然,如果有人把“‘提名‘进入‘长名单’”也当作“入围”,那也是有可能的。(长名单也不会对外公布)。据陈文芬介绍,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有一个过程:先是接受各种推荐,形成一个大概有200多人的长名单。放在那里一段时间,经过评审小组筛选形成一个短名单,由院士们认真读作品、研究、讨论。总体来说,一个作家获提名的渠道总体来说有四个: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或者语文系)教授,就可以写信提名一个作家;第二,一个国家的作协或者笔会主席,写信去提名一个作家;第三,得过诺奖的人,也有资格写这个提名信;第四,瑞典学院的18位院士也可以提名。这些提名,瑞典学院收到会放在大名单上,“每个人提只能一个人。”

2012年10月,华西都市报记者在上海曾当面采访马悦然,中间问到2012年的诺奖评审过程,马悦然在回答中做了介绍,“每年的2月1日以前,获得提名推荐的作家作品及材料送到瑞典文学院,形成一个长名单。然后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小组,将250个被提名的人筛选至30或40个后,介绍给院士们,待到5月底只剩5人。6至9月,院士们专门阅读那5个人的作品。9月中旬开始开会,讨论到底谁该得奖,然后开始投票。一共要投好几次,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进行辩论,最终的投票是在10月初。”

对中文作品非常热爱

拥有庞大的“中国作家朋友圈”

1985年当选瑞典学院院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诺奖评委团中唯一精通中文的马悦然,在助推现代中文文学走向世界,得到西方世界更深理解,乃至于2012年莫言获得诺奖,贡献绝对不容忽视。而马悦然的离去,使瑞典学院出现对世界最大语言区中文文学理解力的重大缺失,也让中国文学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卓越推介者。当马悦然过世,瑞典评论家指出,将使瑞典学院在语言文学尤其是诺奖的视野出现巨大的空缺,特别是在亚洲的语言方面。

马悦然于1924年6月6日出生于瑞典南部。1944年,进入乌普索拉大学读书,头两年里,他选的专业是拉丁文。1946年春,马悦然偶然间读到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由此对中国哲学发生兴趣,改到高本汉门下学习汉学。多年后,马悦然曾撰文强调林语堂这部作品对他学术生涯的意义,“我要是1946年春天没有机会读林语堂先生的大作《生活的艺术》的英译本,我可能就没有开始学汉语。”

关于沈从文1988年与诺奖擦肩的故事,广为人知,也得到马悦然生前确认。不过,据陈文芬透露,在马悦然看来,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人最大的错过,还不只是沈从文,还包括林语堂。陈文芬说,“林语堂用英文向西方世界讲述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文化,从思想和文笔,水准都非常高,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比如说正是因为他讲述中国哲学的英文作品,马悦然才去学汉学。林语堂成了改变马悦然命运的人。善于写中国人生活的美国作家赛珍珠1938年获得诺奖后,林语堂应该在赛珍珠之后得。赛珍珠也提名了林语堂。但很可惜,当时的瑞典学院评委们,还认识不到林语堂的伟大。”

马悦然从少年时,就喜欢阅读。师从高本汉学习汉学,改变他的学术方向。传说高本汉对学生非常严格。陈文芬说,“高老师表面上是一个严肃的人,在马悦然眼中,他却是一个最善良慈悲的老师。他推崇中国的古文,认为先秦文学最能代表中国文学。高本汉当时只有六个学生,第一堂课学生不认识一个汉字,就直接读《左传》。马悦然终其一生喜爱他的父亲、喜爱宁祖,对于老师言必称‘我尊敬的老师高本汉’。”

1956年至1958年,马悦然获聘瑞典政府外交部,为驻华使馆译员和文化参赞。在中国这几年中,让他与多位中国现当代作家结识交情匪浅,拥有庞大的“中国作家朋友圈”。在过去几十年,马悦然陆续将闻一多、艾青、冯至、卞之琳、臧克家,顾城、北岛、沈从文、张贤亮、李锐、曹乃谦、莫言、苏童、余华、商禽、洛夫、痖弦、杨牧、舒国治、也斯、席慕容等中文作家、诗人的作品译成瑞典文介绍到欧洲,共计50多部。

马悦然喜欢的当代中国作家很多,“李锐、曹乃谦、残雪、苏童、余华、张贤亮、冯骥才、苏童、王安忆、金澄宇、哈金、戴思杰、白先勇、席慕容、东西等等。其实残雪的作品在国外有很多汉学家很喜欢,不只是马悦然喜欢。我认识的很多汉学家都喜欢他。在马悦然眼里,中国文学是那么好,不是非要诺奖来证明。在他心里,有那么多中国作家值得这个奖。”陈文芬说。

在陈文芬的记忆中,马悦然读中文作品,是如此热爱,“常常喜欢一篇小说或诗可以立刻翻译成瑞典文或英文,一早读了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已经翻完了一首诗。我记得有一天,悦然读到杨牧的诗作《讲学》就是这样的。那种喜欢,愿意当下就翻译的激情,非常美丽,完全不必多想。”

诺奖差点错过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

诺奖影响力很大,但毕竟不是完美的。除了曾经错过中国作家林语堂,还差点错过自己国家的优秀诗人特朗斯特罗默。陈文芬刚到瑞典,马悦然就迫不及待带她到特翁家里,跟特翁夫妇成为很好的朋友。

陈文芬曾听马悦然详细跟她讲过,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特朗斯特罗默,按照实力其实应该很早就该得,但是因为一些非文学的因素,一直搁置了30年才给他,而此时特朗斯特罗默已经中风多年。“我想很多人瑞典人亲眼见证特朗斯特罗默用那二十一年还活着的意志力,最终获得诺奖。”

2011年10月,当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获得者是特朗斯特罗默时,“悦然在现场拭去眼泪,我在他旁边看到。这也是唯一一次他为一个诺奖得主而哭。他认为特朗斯特罗默值得,一直亏欠他很多年。”为什么呼声很高,实力的确够,却久久得不到呢?“就是因为特朗斯特罗默是瑞典人,为了避嫌。因为此前1974年瑞典学院曾颁发诺奖给瑞典学院自己的两位院士,被指责很多。压力很大。”

2018年出现的瑞典学院评委丑闻事件,导致2018年文学奖延迟到2019年颁发,必然也影响了诺奖的公信力。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了全世界。20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怎么评,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分析。

陈文芬回忆过去跟马悦然生活的幸福时光,她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一年开一次的花朵,对全世界的文学市场有很大的影响力。诺奖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真正受到关注是二次大战以后。它的文学奖的价值前期成长的比较缓慢,历史本来就有上升的高潮或者坠落的跌宕,一切会归落于事物的本质。

作为一个汉学家,马悦然更知道自己审美的追求是什么,在诺贝尔文学奖以外,在终老以前,面对长寿以后的疾病,他在书房阅读庄子,用中文古文美好幽默的力量把人性的纷争安置在门外。当一切落幕以后,他本人如庄周羽化成蝶,让他的瑞典同胞读到《庄子》,陈文芬说,“不管20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谁,谢谢马悦然留给瑞典同胞以及这个世界美好的中国文化的礼物。谢谢马悦然,今生今世,不远千里万里走进我的心里。”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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