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于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洪富忠

摘要: 政党为实现自身政治目标，需要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而政党高层人士是塑造政党形象的重要抓手。抗战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共在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塑造良好形象提供了机遇。在此过程中，中共参政员是中共在大后方形象建构的重要群体，是中共在大后方政治话语的建构者和传播者；庞大的人际网络是中共建构自身形象的重要路径；国民参政会是建构中共形象的重要舞台、大量相关的舆论报道为建构中共形象提供了信息基础。中共参政员在大后方对中共形象的建构揭示了政党领袖及高层人士是政党形象建构的“关键少数”，在政党形象建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大后方；形象建构

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是政党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工作。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转入农村，遭到国民党的长期“围剿”，其形象也在国民党掌控舆论的情况下被妖魔化和污名化，使大量社会公众对中共产生了误解甚至恐惧，这对于中共实现其政治目标必然带来不利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国共关系得以转圜，中共的活动空间，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得到较大改善，为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建构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共参政员是中共在大后方能够公开活动的典型代表群体，在中共形象建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学界对中共参政员的研究多以个体与国民参政会的活动为主轴，从形象建构的视域对中共参政员群体在大后方塑造中共形象的作用探讨较少。基于此，本文结合历史学与政治学，对中共参政员在大后方建构中共形象这一议题做初步探讨，以期拓展中共参政员及国民参政会的研究视野。

参政员的产生：中共形象建构的重要群体

参政员的名称因国民参政会这一机构而来。早在1932年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上，就有人提出建立国民参政会，因当时日本侵华主要目标是霸占东三省，虽南北进攻，但还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故“国难会议”后这一提议也就销声匿迹，国民党的重心仍然是“剿共”。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要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机构民主化，容纳各党各派的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与政府”。争取政治民主，改革政治机构，是实现持久抗战的重要保证，中共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国民党为网罗人才、汇聚力量，也开始有限度地向党外人士提供参政议政的平台，听取党外人士意见。1937年8月，国民党决定设立国防参议会，国防参议会尽管还不能说明国民党政治机构的民主化，但表现出一种“的确表示政府要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的意思”。

鉴于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1938年初，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结束国防参议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设立国民参政会。同年4月，《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公布，条例对设立国民参政会的目的、参政员的基本条件、参政员遴选办法、国民参政会的职权、各省名额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为这一机构的设立和运转奠定了制度基础。条例公布后，进一步吸收了社会各界的合理化意见和建议，对其中某些条款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1938年4月28日，国民党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九条修正全文，对国民参政会召开的时间和会期进行了一定调整。

按照程序，中共参政员的选定是中共自己确定人选后报国民党中央批准。就目前的文献披露情况来看，尽管我们尚不知中共高层选定中共参政员代表过程的细节，但应是中共仔细推敲，多方考虑的结果无疑。在《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公布后，中共方面开始考虑参政员人选。汪精卫曾向武汉中共代表团征求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名单，建议中共出10人为宜。1938年4月18日，王明与周恩来、博古、凯丰等人研究后向中央请示，“国民参政会，汪提出我方可推选十人，其职权可商讨，并决定国家大计，但仍须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蒋并保有紧急处置权力。”“十人名单提议以泽东、绍禹、恩来、邦宪、项英(便于公开活动)、伯渠、玉章、必武、汉年及一陕北同志(洪涛或高岗)。以上名单提议，我们是从最大多数能出来开会及一部分人如林、吴、董、潘能专门做此事的观点上想的，如何？能争取党的领导公开，则闻天、赵容、陈云、凯丰、少奇等亦可加入。如何？仍请你们考虑决定电告。”从此电文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几个信息。首先，中共参政员名单是长江局推荐给中央，由中央最终确定；从最后具体名单来看，中共最初的七名参政员除邓颖超外，绝大部分在长江局推荐名单中，这说明长江局在中共参政员名单的初始提名中具有主动而重要的建议权。其次，长江局考虑的主要出发点基于三点：一是大部分能够来开会；二是能专门做国民参政会事务;三是党的领导公开。其中前两点是主要考虑。基于此，中共军事将领均不在推荐名单，因为战事紧张激烈，军事将领离开战场有可能影响军事行动，故未考虑。

至于中共中央最终如何确定推荐人数，目前材料尚不能揭示其详细过程。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和王明、博古、凯丰等四月中旬以来同中共中央多次商议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名单。6月16日，国民党方面公布中共参政员名单:毛泽东、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邓颖超，她是中共七参政员中的唯一女性参政员。这说明长江局在与中央商议过程中，改变了原有提议名单中没有女性参政员的状况，因而在最终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荐名单中增加了邓颖超，因为中共如果没有推荐，则最终公布名单中不会有其名字。应该说，女性参政员的参加不仅有利于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乃至在大后方开展工作，也有助于提升中共政治形象。

初次当选的中共参政员虽然只有7人，与中共作为一个大政党显然不相匹配，但从抗战大局出发，中共没有表示反对。这七名参政员，其人生经历与工作各有特点，如毛泽东是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袖，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都曾参加过同盟会，博古、王明曾是党内新星，邓颖超则是唯一女性。虽然选定过程的细节未知，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七位参政员的基本情况大致概括其基本特点。

一是政治的权威性。权威性主要是指中共参政员的政治身份，权威性能够体现中共对国民参政会乃至对国共合作的重视程度。毛泽东此时虽然名义上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实际上已经是中共党内最为核心和重要的领导人。如前所述，毛泽东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来大后方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几率很小，为何还要决定其作为最初的七参政员之一？这更多是一种政治考量。从微观着眼，这是表明中共对国民参政会这一政治机构的重视程度；从宏观考量，由于国民参政会被视为举国团结一致抗日的象征，对以倡导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帜的中共而言，毛泽东的参与也可视为中共践行这一政策的证明，以此表明中共对国民党的团结和对抗日的支持。尽管毛泽东没有出席过国民参政会，但其对国民参政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除毛泽东外，博古、王明都是中共能够参与政策制定的核心高层，特别是王明，还有共产国际的背景，“王明就成了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中介和传声筒”，王明这一特殊地位能够发挥特殊作用。他们成为参政员，不仅仅代表中共的态度，而且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共产国际(苏俄)对国民参政会的态度。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虽然不是中共核心领导层，但在中共党内地位资深，是“延安五老”之中的三个代表。同样，邓颖超也是中共党内妇女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此阵容足见中共对国民参政会的重视及对国共合作的重视。

二是身份的代表性。代表性主要体现在性别、年龄、经历、地域等方面。邓颖超作为周恩来的夫人，成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仅可以照顾周恩来的生活，其女性的独特身份便于中共在大后方开展工作，而且也保证了男女皆有代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从年龄结构来看，董必武、林伯渠和吴玉章年龄较大，而王明、博古等则较为年轻，老人的持重与青年人的激情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经历来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都曾参加过同盟会，吴玉章和林伯渠早在1905年时即参加同盟会，可谓国民党的元老。他们都曾追随并与孙中山先生有交往，在国民党内部有不少过去的朋友和熟人，加之年岁较大，可谓德高望重。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博古、邓颖超等都参与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均有相当的了解。这些经历对于在国民参政会乃至大后方开展工作，都有相当的便利。在地域方面，吴玉章为四川荣县人，董必武为湖北黄冈人，邓颖超出生在广西，这些都是大后方的核心区域，其籍贯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三是文化的对等性。国民党是按照文化团体的标准来确定中共身份的，尽管中共并不承认，但在当时只能接受国民党的规定。由于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大都是社会名流或贤达，即便是国民党参政员，也大都是精英代表，这就决定了交往中的对等或相近性，即中共代表的文化层次。中共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知识分子相对较少，要能胜任在国民参政会乃至大后方的任务，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社会阅历。而中共的这些参政员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毛泽东虽然未曾海外留学，也非名牌大学出身，但其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的身份按照当时的社会分层来讲，也属于知识分子，加之毛泽东的阅历和好学，其文化水平并不比那些海外留学或名牌大学毕业的人低。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等皆留学日本，吴玉章还去过法国，董必武也在苏联学习三年，皆有相当的国际视野；王明、博古理论水平都相当不错，且王明的口才极佳；邓颖超也曾在北平、天津学校读书并任教。总体来看，中共参政员皆是具有相当学识之人，能够得到社会各界尊重。同时，考虑到国民参政会定期开会、实权不高等情况，中共参政员除毛泽东外，大多无军事职务在身，这也有利于淡化大后方部分公众对中共拥有武装的敏感。

四是代表的兼容性。所谓代表的兼容性主要考虑中共在大后方开展工作需要参政员具有多重身份这一实际情况。在武汉期间，中共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中共代表团成员如果又具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则对公开活动更为有利。如当时长江局书记王明、组织部部长博古、民运部部长董必武以及林伯渠等，既是长江局的重要成员，也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样的安排有利于他们在不同场合以不同身份开展工作。1939年初，南方局成立后，没有常驻的中共代表团，博古掌管组织部，董必武负责统战委员会，邓颖超担任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这样的安排可以使他们兼顾党内外工作，因为南方局依托八路军办事处，是秘密机构，并没有对外公开，有了国民参政员的合法身份对开展党的工作也是有利的。林伯渠作为参政员，也曾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在大后方这一险恶环境下，尽可能拥有合法身份也是保存革命力量开展工作的重要方法。

中共参政员的确定，本身就对大后方社会各界展示了一种坚持团结抗战的形象。中共参加国民参政会并选出参政员，不仅表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支持，也受到大后方民众的欢迎。中共参政员也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社会各界观察了解中共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