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豪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写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千古名句，常指“表象行为背后的真实意图”，这一诗句在当代社会治理中显现出新的启示。当前，各地推进违规吃喝专项整治，但个别地方层层加码，将“禁酒令”随意扩大化，引发热议。整治违规吃喝，矛头所指不在酒水本身，而在推杯换盏间潜藏的作风问题和权利寻租。

此前，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迷信在酒香中泡出“圈子文化”的通行证，在商务宴请里打通“利益输送”的暗道。某地曾发生过一起典型案例：10名干部违规吃喝，1人酒后死亡，暴露出的是将酒精浓度与所谓“忠诚度”挂钩的病态政治生态。这种畸形的交往方式，早已将任何“礼”的虚饰剥落，赤裸裸地演变为“权”的较量场：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的潜规则悄然滋生。这种绝不是正常社交，而是利用职权便利或公共资源进行违规吃喝的典型问题。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修订发布《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在第四章“公务接待”中提到“党政机关应当严格执行国内公务接待标准，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不得提供香烟，不上酒”。主要是针对公务接待，党政机关接待和工作餐，但有些地方将“禁酒”无限扩大化，异化为“三人以上聚餐即属违规”、“干部不得在外就餐”等规定，这种一刀切的懒政思维，本质上是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模糊了制度应有的精准边界。

制定和发布“禁酒令”的核心目的，在于严格遏制利用公共资源或职权便利的违规吃喝行为。各地政策设计的尺度，必须要严格限定在公务行为、权力行使及其可能产生不当影响的范围内。它应是一把精准切除病灶的手术刀，而非不分青红皂白横扫一切的“铁扫帚”。

正当合理的社交餐饮需求，应该得到尊重与保障。招商引资的商务洽谈、同事加班后的简单便饭、亲人间团聚的家常饭，这些活动本身并非问题所在。关键在于，各地政策必须要清晰界定其适用范围，明确区分公与私、权与情、正常人情往来与违规逾矩的界限，为这些正当需求提供清晰、安全的运行空间。

作风建设需要破立并举。各地整治“利用吃喝进行利益勾兑”的歪风，必须要构建严密有效的制度防护网。一是要清晰划定“三公”消费的负面清单，明确何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二是监管要善用技术赋能，如开发“公务消费区块链系统”，让数据留痕、过程透明；三是基层执行要推广“阳光餐饮”等创新模式，确保制度刚性落地。

在济南市试点“公务接待电子餐券”制度便是成功探索，既有效杜绝了超标接待的“后门”，又为必要的商务活动保留了规范的“前门”。这种“制度+技术”的治理创新，正是对“层层加码”乱象的有力纠偏，精准体现了制度边界。

各地整治措施的推进，既要守住纪律的红线，打击歪风邪气，又要有尊重常情常理的温度。治理现代化的意义，也在于精准拿捏制度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平衡点，寻求公共利益与个人正当需求的最大公约数。

作者：李诚

编辑：曹叶

审核：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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