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敦煌，张大千眼中的艺术圣殿与我们今日所见有何不同？他手稿中的石窟编号，为何与后世公认的“张氏编号”不同？又是什么原因，驱使他对莫高窟70个洞窟进行了二次记录？……相关问题，在由四川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张凯编著、成都传媒集团旗下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的重磅新书《大千敦煌——张大千敦煌石窟考察笔记研究》中，都能找到答案。

10月19日，《大千敦煌》新书发布会亮相天府书展。这是一份“沉睡”80余载的珍贵手稿，也是一段艺术大师与千年敦煌的对话。书中通过200余幅高清影像、70万字翔实内容，首次全景式公布了张大千1941年敦煌考察的原始笔记手稿，为敦煌学研究揭开了尘封的历史帷幕，带来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大千敦煌》是张凯耗时近三年埋首文献、实地溯源，以潜心研究为基，倾尽全力编著的成果，为解码张大千与敦煌的深厚联结带来了新探索。”发布会上，原四川博物院副院长、首席专家，著名美术史家、书画家魏学峰表示，这部作品不但考据翔实，更针对此前学术界围绕“张大千敦煌实践价值”的争议，通过一手史料与严谨论证进行了有力印证，最终清晰梳理出张大千在敦煌文物保护、艺术传播与学术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

20世纪40年代初，画家张大千前往敦煌，对莫高窟进行了大量的临摹、记录、整理与研究。他在此期间形成的笔记，是敦煌艺术研究的一手珍贵文献。这些手稿现藏于四川博物院，其纵23厘米，横35厘米，青灰色硬质封面，内页为带格线机制纸。据张凯考证，此手稿主体是1941年张大千初到敦煌时所作的石窟考察记录，共记录石窟222个，其中榆林窟40个，莫高窟182个，真实记录了张大千初见敦煌时的所见所感。

“然而，长期以来，莫高窟第85窟甬道北壁‘第五十洞’字样，因与其他敦煌石窟编号无法对应，成为学界谜题，同时，张大千团队临摹壁画作品上的类似数字编号，来历也始终不明。”张凯介绍，相关谜题吸引了众多研究者，他也是其中之一。为了厘清这段模糊的历史，他多方查阅文献，多次赴敦煌实地勘校，最终确认这些是张大千未形成系统编号前的“临时编号”。他还悉心编制了窟号对照表与超长拉页图，实现手稿所涉“临时编号”与张氏编号、敦煌研究院官方编号的一一对应。这一成果不仅明确了壁画临摹作品上数字编号的属性，更为梳理1941年张大千敦煌考察史、推进其临摹壁画分期研究提供了关键支撑。

如今，沉寂80多年后，张大千初见敦煌时的石窟记录手稿首次全貌亮相。书中，除了真实呈现手稿原貌，还辅以释文，以抽丝剥茧般的笔墨，还原1941年的历史现场，并将百余张临摹敦煌壁画作品置于敦煌洞窟的彼岸空间。

“尤为难得的是，张凯花费了大量心血，让书中张大千的每一幅摹本，都能找到它们在洞窟里的原型。”该书责编傅有美表示，《大千敦煌》沉淀了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并从三重维度为读者构建起深度的沉浸体验：一是品读张大千当年留下的文字手迹，触摸他与敦煌对话的鲜活痕迹，清晰捕捉其间的关联脉络与藏在细节里的深意；第二，透过石窟实拍图，跨越时空“踏入”文字所描摹的敦煌洞窟，在斑驳肌理间感受岁月沉淀的历史厚重；第三，读者可静静欣赏张大千的敦煌壁画摹本佳作，那婉转灵动的线条勾勒着壁画轮廓，细腻温润的色彩复刻着千年之前的光影，将敦煌壁画独有的气韵与神韵，诠释得入木三分。

“这部作品既承载着敦煌的千年历史，也收录了张大千在敦煌工作三年间留下的珍贵笔记，更融入了研究者张凯以三年时间完成的当代解读。”傅有美表示，敦煌的真正底色从来不是静止的过去，而是这样一种跨越时空、代代相续的文化守护，正是这样的坚守，让古老文明在今天依然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