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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针,早在廖俊襁褓时就已落下。双手变形、双腿无力,站立,这个最简单的姿势,对廖俊来说都是奢望。
他的一生都在“蹒跚学步”。童年的他背靠土墙挪动,衣衫磨出一个个破洞,常常摔进泥泞的田里。
行走不便,书本便成了廖俊童年最好的朋友,“书本里的世界太有趣了,尤其是连环画,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13岁那年,望着同龄人的书包,廖俊缠着父亲一次次去学校恳求,终于以旁听生身份走进教室。
教室的木质黑板是他的光。
一次作文课上,他写下《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把孙悟空降服猪八戒的故事写得活灵活现。老师在全班朗读时,他攥着衣角的手沁出冷汗,“第一次觉得,我的声音也能被人听见”。
就是这份小小的肯定,在他心里种下了文学的种子。
别人18岁高中毕业,他却在18岁念完小学后辍了学,辍学后的日子里,廖俊的生活简单而重复,扫地、做简单的饭菜和放牛。
但那颗被文学点燃的追梦之心却没有熄灭,反而越烧越旺:妹妹上初中,他就借来课本自学初中知识;发小读高中,他又捧着高中课本啃到深夜;放牛时,他把书揣在怀里,牛在山坡上吃草,他就坐在山坡上读书,直到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
“我不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我还是想看书,我必须走一条很有意义的路。”

大拇指和食指紧紧夹住笔,再用中指固定,用尽全身力气稳住摇晃的身体,才能写出一个歪歪扭扭的字。用力过猛时,笔芯会被杵烂,纸张会被戳破。
写字对廖俊而言,是场“搏斗”,是在跟身体斗,也是在跟命运斗。
在那间30多平方米的简陋屋子里,他会因为等一轮圆月而彻夜不睡,也会为写出一句好诗而激动欢呼。

疾病困住了他的身体,却从未困住他望向窗外的眼睛,天上的云、树上的鸟、田间的风,整个生他养他的玉石村,都成了他笔。
他写竹海,“竹叶静静地坐在树梢,目睹着人间的千变万化”;他写春雨,“雨滴在枇杷叶上摔成八瓣”;他写群山,“红遍沟沟坎坎的映山红”;他写乡土人情,“草把龙舞出气象万千,各式各样的杂耍轮番表演,让礼让老街如痴如醉”。
“他想写就让他写,大不了我多照顾他一些。”廖俊的父亲不懂儿子整天闷在屋子里干什么,却无条件支持着他的一切决定。
这位82岁老人的语气平静,这平静背后,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细心照顾和陪伴。
于是,在廖俊的笔下,父亲的形象丰满起来,“像水牛一样的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不知疲倦地劳动……”
日复一日,这份坚守终于换来回响。
80年代末的一个傍晚,梁平广播电台的声音突然撞进他的耳朵——那是他的处女作《母亲》。
那天他在舅舅家吃饭,突然听到广播里传来自己的诗句,激动得手都在抖,“第一次觉得,我的生命也有价值”。

命运总是吝啬又慷慨,夺走了廖俊健康的身体,也赐予他一颗无比丰盈与坚韧的心。
母亲确诊肝硬化的那些年,家里连盐钱都要精打细算。廖俊白天帮着做饭、放牛,夜里写诗到凌晨。没有台灯就点煤油灯,油烟熏黑了墙壁,却照亮了他的诗行。
直到,母亲最终离他而去,成了他心里永远的痛。“妈妈说做人要有骨气,我不能让她失望”,这句话成了他笔尖的墨,也成了他的脊梁。
他变得更加努力,这次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让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骄傲。
为了寄诗稿,他要摇摇晃晃走一个多小时到镇上,风雨里不知摔过多少跟头,却始终把诗稿揣在怀里护得严实。
“母亲尚未失散的体温,仿佛仍守在八仙桌旁,缝补我站立不稳的生活。那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哟,几时才能照亮母亲忧郁的眼神……”
廖俊将母亲写进诗歌,而诗歌也接过了母亲的角色,成为他生命中那盏不灭的灯。
2019年,这首《煤油灯》获“五月花”杯全国残疾人诗歌大赛优秀奖,他受邀去北京领奖。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出远门,坐在飞机上,他望着窗外,感慨万千,眼眶慢慢湿润了。

他对着窗外轻声呢喃:“妈妈,我得奖了,我这次要去北京了。”
将近40年的时间,廖俊已经写了500多首诗,大量的诗歌发表在国家级、省市级、区级刊物上。抽屉里厚厚的杂志、一叠叠荣誉证书,是他与命运抗争的勋章。
当被问到会写到什么时候,廖俊的回答很直白:“写到写不动了。”
明年,廖俊即将满60岁,这个摇晃了大半生的诗人,终究用笔尖稳住了人生,让生命之花在诗行里,永远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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