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电影《岁岁平安》成为2025年岁尾重庆文艺界最热门话题之一。这部由重庆本土艺术家编创的作品蓬勃着对山与城、光与影的表达冲动，表现普通人的困境、挣扎与成长。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和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组织评论家观摩电影并写作文章，参与这一文化热点讨论。

山城地母的影像叙事诗

——评电影《岁岁平安》

文/陈卓羿

近日热映的电影《岁岁平安》自进入大众视野伊始便被贴上“重庆造”的标签：全片取景川渝，方言对白占比七成以上，剧组成员多出自重庆高校，可以说，是一部原汁原味的“重庆本土派”电影。然而，导演臧连荣在路演中反复强调，影片并非简单的地方风情录，而是想追问“被重男轻女结构长期压抑的女性，如何与血缘、土地和自我和解”。这一表态显示出影片的“在地性”并非景观消费，而是一种与“民族性”互为镜像的叙事策略——它把区域经验提升到对中国家庭伦理总体性的反思，借山城空间与方言音声，把“民族”这一宏大命题转译为可触、可闻、可感的日常疼痛。同时，作为一部由高校师生所主创的电影，《岁岁平安》不拘泥于大众印象中的商业文艺片标签，更是一次对中国电影民族美学理论的新时期践行，亦体现出学院派创作者对于中国电影民族美学于新时代的建构和传播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在地性：多维构建原汁原味重庆地域风貌

在地性的核心要义是对特定地域生存环境、文化肌理与生活特质的忠实影像呈现，其本质是“扎根地域、还原本真”，正如影视人类学家大卫·麦克杜格尔所言：“在地性影像叙事的核心价值在于‘让地域空间成为文化意义的生成场域’。”《岁岁平安》作为一部深耕重庆地域的现实题材作品，以重庆本地的景观、方言、文化为三大核心维度，依托文化地理学“空间生产”理论，层层递进构建起立体的在地性表达体系，完整勾勒出山城重庆的文化图景与精神底色，实现了地域空间向文化空间的转化。

影片以“三公里立体城市”为叙事容器，将长江索道、十八梯、千厮门大桥与合川旧厂房等已被旅游话语固化的重庆符号，重新编码为纵向交通与横向切割交织的“创伤地形图”——索道吊厢的上下往复不仅在空间地标层面构成视觉奇观，更配以镜头，运用缤纷繁复的仰拍、航拍、俯拍等多角度拍摄手法，对准阶梯、天台、楼宇……构建起错综复杂，蛛网密布的立体式建筑群落，跳出了平面视角桎梏，多维度、多层次地展现重庆“8D魔幻城”的地域奇观。同时，对这些地域奇观的呈现也并非简单的风光集锦，亦在迷乱的城市景观中融入大众的生活日常，尤其在于对“烟火气”的呈现上，带有重庆标识的火锅、烧烤、串串……所蒸腾出的烟雾，以大众化、市民化的维度，一方面借“烟雾”强化了重庆的形象，另一方面借极具生活感的角色行为表现出重庆这一以大众文化为基底的城市的强市井感。

与空间并置的是作为“声景微缩共同体”的重庆方言，全片大幅采用重庆本地方言做对白，在听觉层面，强化观众对“在地性”的认知，使观众始终沉浸在“重庆”空间的场域之中。在此，方言不仅承担叙事功能，更成为建构“在地性”的核心机制：它将重庆地貌的垂直高差与码头历史的江湖气，转译为可触、可闻、可感的听觉空间，使“山城”从视觉奇观升格为“听觉共同体”，进而把地域文化经验升华为对巴渝文化身份的重申与再生产。

倘若说“声”“景”是构建影片“在地性”的外壳与基底，可以被任何一类环境所替代、套用。那滋生于本土的文化则是其内里，是“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基因编码，也是最具辨识度的地域符号。

共鸣性：地域个性与民族共性的深度统一

作为一部以高校师生为主创群体的影片，《岁岁平安》并非简单地遵循商业电影创作理念，而是更倾向于以“学术性”“理论性”为主导的创作方式。其突出特征在于将“在地性”转化为可跨域流动的“民族美学共鸣装置”。即将重庆独特的地域性，熔铸于“女性苦情伦理叙事”这一极富民族特色的叙事模式之中。这一创作模式溯源而言，可追溯至郑正秋于20年代提出的“影戏观”——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戏剧性因果，将儒家“妇德”与市民“同情心”缝合，借女性受难完成社会教化。该模式几乎贯穿中国电影史的发展脉络，自20年代的《孤儿救祖记》，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至80年代的《芙蓉镇》，90年代的《秋菊打官司》再至10年代的《万箭穿心》……均是以“女性受难”作为切口，经年累月的发展，更新，优化成新时代的民族影像图景。影片刻意让李玫与刘岁岁在索道吊厢、废墟与长江雾霭之间反复拉扯的并非单纯的个体恩怨，而是父权结构下“母亲必须牺牲女儿救儿子”的普遍性别困境；当地方言的粗粝声线与陡峭山城共同构成“可见的压迫地形”，使观众无论是否熟悉重庆，都能在“被血缘勒索的女性身体”这一伦理痛点上产生情感共振。由此，《岁岁平安》不仅是一部高校教师走出封闭象牙塔，积极投入行业内部的“破壁之作”，亦是作为学术研究者而言，一次充满责任感地，赓续民族美学创作理念的重要实践。

时代性：传统“地母”形象的新时期嬗变

《岁岁平安》虽坚持了以传统民族美学为核心主轴，但其并非抱残守缺之作，而是牢牢把握时代热点，聚焦当下的新潮之作。近年来，国内涌现出一批诸如邵艺辉、尹丽川、杨荔钠为代表的新锐的女性导演，以及《好东西》《出走的决心》《春潮》为代表的反映当代女性困境的犀利作品。总之，“女性困境”着实为当下万众瞩目的热点话题，亦是文艺创作领域所关注的焦点。《岁岁平安》中，对于女性形象的构建，并非单纯地继承传统影戏观念下所塑造的“地母”形象。传统涉及两代人的矛盾形象时，往往以“慈母”+“逆女”的对立式关系书写。二者之间界限分明。而《岁岁平安》中，李玫并非传统审美所塑造的“地母”形象——温柔、贤惠、坚韧……相反，李玫年轻时即有极强的自我独立意识。在影片伊始的职工大会上，李玫即以“为什么怀孕就不能工作”来质疑男性领导的性别歧视行为。在此，李玫并未以传统女性书写手法的“隐忍”形象示人，相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直面男凝视域的歧视。其女刘岁岁亦将这一“独立”特质继承，她并未完全被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所束缚，相反，刘岁岁始终以“野蛮生长”“恣意妄为”形象示人，其“救亲”行为并非简单地在血亲关系、伦理关系、道德观念等外部驱动力的捆绑下被迫为之，而是以主动地“我想”来做。影片结尾，刘岁岁并未留恋自幼分离的生母，反而不回头地，带着一份与过往分割的决绝潇洒离开。于此而言，《岁岁平安》在文本主题层面，密切关注当下社会的热点、痛点，将影像作为呈现女性困境的窗口，展示李玫作为一名曾经的独立女性，在身为人母的“守护本能”以及被父权压制的“愧疚心理”的身份束缚及道德焦虑的双重挤压下蹒跚前行。以此来唤醒社会对中年女性的重新审视以及再度关注。同时，《岁岁平安》亦为传统的“地母”形象注入新的活力，“母性”不再天生具备“守护本能”亦不再完全依附于父权并为之服务，相反，人母亦有其自我选择的权利，及自我独立的个性。影片以隧道口刘岁岁的“我不是药”完成弑母式宣言，宣告与传统受压迫的、隐忍的女性形象的告别，传统“大地之母”的忍辱负重被翻转，女性主体以“拒绝道德绑架”的行动夺回身体主权，宣告“地母”神话在新时期女性主义语境下的正式崩解。

结语

《岁岁平安》以重庆景观、方言与地域文化构建扎实在地性，让地域文化成为影像叙事的鲜活底色；以家庭伦理与生命韧性为纽带，实现地域经验向民族共性的转化，彰显跨越地域的情感共鸣性；立足当代社会现实，聚焦当下社会热点，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诠释家庭伦理革新与人性向善的时代命题，凸显鲜明时代性。三者相互赋能，既让影片扎根地域土壤、传递民族精神，又贴合时代语境，不仅证明了重庆地域电影在全国范围内有着极强的生命力、独特性，亦能唤起全国观众的共鸣性。同时也代表着学院派作者亦能突破书斋的高墙，跳出书山文海的桎梏，创作出富有理论厚度、思想深度面向大众的有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