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电影《岁岁平安》成为2025年岁尾重庆文艺界最热门话题之一。这部由重庆本土艺术家编创的作品蓬勃着对山与城、光与影的表达冲动，表现普通人的困境、挣扎与成长。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和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组织评论家观摩电影并写作文章，参与这一文化热点讨论。

一种名为“可以不”的英雄主义——评《岁岁平安》

文/黄桢（西南大学）

《岁岁平安》终于在2025年的最后一个月上映了，上映之前，影片身上的标签实在让人很难不对其产生些许偏见，“女性苦难”、“中男班底”、“学院电影”、“新人演员”……每一个标签都会招致热烈讨论，并让人感到这似乎是一部与时代“脱节”的作品。作为一部小成本的地域电影，就像编剧刘帆老师的肺腑之言，自然难以与《阿凡达》此类“大妖怪”抗衡，但有什么关系呢，显然这部意外地成熟的作品打动了它所触摸到的观众，对于今天的电影市场，已然弥足珍贵。《岁岁平安》以“失散母女重逢”为表层温暖梦核，逐渐揭开梦核深处以“爱”为名的掠夺阴谋，一层层曝露女性成长创伤，探寻新的历史阶段“无分者”获救和自救的可能。

父权囚徒“不得不”的生活模式

电影中出现了一个代表传统仪式中长老或大祭司的角色——祖父，他的语言和行为传达“终极神圣假设”。构成中国人重要的生活意义的不是个体，而是家庭，因此中国社会是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早熟的伦理社会”（张龑：《何为我们看重的生活意义——家作为法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核心家庭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大家族制，但父系祖孙三代在今天仍然是较为稳固的家庭结构。影片里的祖父是典型的传统权威者，即一个兼具公共领域话语权和家庭领域话语权的老年男性。于是，在其控制范围内，形成了以爱为名的隐形监狱，监狱中的囚徒不止包含未出现的祖母、媳妇李玫和外孙女岁岁，同时包含他只学会了妥协的儿子。如果说父权具象化地表现在祖父身上，那么在李玫娘家，其父亲的缺席并没有消解父权的威压，她不争气的弟弟作为家中唯一的男性，在母亲的拥戴中成为了新一代父权继承者。

从叙事上来说，整个电影传递出的压抑感，大都来自于人本能生命力的不能彰显。换句话说，电影中的父权囚徒们都在做着“不得不”的受动性选择。这在传统社会中被接受的行为方式，放在当下语境下，显得陈旧、阴森甚至可笑。李玫在单位的升职机会因为祖父“需要”她专注家庭而失去，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离婚选择权也因为弟弟“需要”工作而被剥夺。岁岁天然的生存权因为祖父“需要”一个男孩差点被炮仗炸毁，而作为一个父亲，唐东明看着受伤的女儿被父亲送走，只敢无声伤悲。在对女儿有所求之前，他甚至长期以来不敢让妻子看到女儿的地址，哪怕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因为他只敢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现有家庭的“稳定”，他担不起真相揭开时来自外界和他内心的汹涌的指责，他只会这样活。

电影中表面的生活艰辛后面，隐形创伤是更难看见却更致命的，影片中女性解决问题的方式令人倒吸一口冷气。刘岁岁为了摆脱质问自己的老师自扇耳光，同样的举动发生在最后在天台逼岁岁跟自己回去救弟弟的李玫身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岁岁甚至选择跳下天台自杀来解决矛盾。

电影创始人郑正秋在他的家庭伦理片中，用历史的沙土埋葬了太多女性的贞骨，直到今天，空气里仍然是浓浓的血腥气。娜拉想死吗？娜拉比任何人都想活，所以娜拉跑走了，但娜拉能去哪儿呢，世界本身就是吃人的虎狼。娜拉死并不为着自己的解脱，娜拉扛着不知道谁给她戴上的拯救世界的枷锁，天真又自负地以为自己死了世界就好了，但“一个娜拉倒下还有千万娜拉站起来”，继续负重前行。今天我们需要《好东西》，需要《出走的决心》，但我们也该看到《隐入尘烟》，也还在拍《岁岁平安》。因为我们身边仍有太多父权囚徒，她/他们的肩背被一端连着封建大山的锁链磋磨得鲜血淋漓。

少女英雄“可以不”的生存选择

段奥娟饰演的刘岁岁一出场就是个看上去和所谓“女孩”不太一样的孩子，她是个出格的中学生，整天吊儿郎当，课余给小照相馆做着非主流的平面模特。她是个“刺儿头”，鱼摊老板被欺负，她拎着酒瓶子就敢往要债的脑袋上敲。她毫不客气地花着刚认识的自称是“姑妈”的李玫的钱买衣服和相机，也曾在李玫“以身试法”替她向马老板报仇时犹豫去不去救她。刘岁岁，似乎是个“坏孩子”。但她又极尽天真地善良，在学校救下的男孩子，为没有血缘关系的鱼贩老爸拼命，甚至不带犹豫地去给“姑妈”的儿子做配型。她的好与坏都与这个社会脱轨，她总是以近乎本能的方式去做她想做的一切事情，跟这个虚构世界中的其他人不一样，她不麻木，她一直在行动。

岁岁身上有一种显见的与命运对抗的生命力，或许可以称之为葛兰西意义上“意志的乐观”。她有点小聪明，想方设法地报复马老板。她有相当的胆力，像一头小兽，保护着自己的领地，赤裸地对抗着一切“外敌”。如果说原生家庭的抛弃是她无法选择的，那么逃出养父母家则是她对养父性骚扰的坚决的对抗态度。其实到这里，影片黑色幽默的色彩就已经很明显了。从传统文艺作品中的张飞、李逵，到当下《爆款好人》《无名之火》《二手杰作》《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等喜剧电影中的“草根英雄”，都很容易见到此类典型的“浪荡子”的“日常英雄主义”。它与智勇双全的正统英雄主义不同，以“反英雄”的形象传递强大的精神内质。

刘岁岁的英雄主义在知道真相后仍然选择回去救孩子这一情节中达至顶峰，她的选择不是因为伦理亲情，而是因为她为人之善的底色。值得指出的是，电影的结尾是惊喜的，如果岁岁留在唐家，那前面的精彩就会被狗尾续貂。岁岁拒绝了迟来的“母爱”，决绝离开，不是因为她心怀怨恨，而是因为枪已入袋，鱼跃入江，她朝着有光的地方跑去了。刘岁岁的少女英雄主义就像罗曼·罗兰所说的，“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回归“爱欲”的家庭神话

个人主义的虚幻已经被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危机证实了，从出生就被抛掷入文化环境中的人具有天然的合作性，“我”在“我们”中获得意义。即使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建立足够强大的主体自我，也不能否认社会交互提供的“情感拐杖”和认知帮助。少女英雄刘岁岁蓬勃的黑色生命力中有一抹暖色，来自养父刘建凯粗粝的爱。几乎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两个人组成了影片中真正意义上的“家庭”，一个不带有“自我实现”功利目标的原始家庭。只有在二人的日常生活中，影片中阴冷晦暗的世界被暖融融的光包围着。

老刘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本本分分地做着卖鱼的生意，也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捡来”的小小“树苗”平安长大。他会及时阻止岁岁的鲁莽报复行为，会楼上楼下地同她打趣，会因为李玫骗了岁岁大发雷霆。他其实很怕他的小树苗这一走就不再回来了，但他坚定地支持岁岁回去的选择。后半段父女俩骑着摩托走在路上的那场戏不知感动了多少人，当岁岁在他耳边喊出“我养你”的时候，强装镇定的老刘很欣慰吧。那一刻，“家庭”回归了家庭本身。韩炳哲认为现代主体当用“爱欲”来超越危险的“功绩主体”，他认为，“关于爱情体验的一个建构性条件就是一个人他‘他者’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韩]韩炳哲著，宋娀译：《爱欲之死》）。“爱欲”显然并不只存在于爱情中，郑正秋在中国电影诞生之初就意识到，“欧美的爱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是注重平辈敌体的，可以说是横的爱，中国的爱是在一条直线上的，是从上而下的，有尊长在前，可以说是直的爱”（郑正秋：《解释〈最后之良心〉的三件事》）。在中国社会语境下，或许我们可以用“亲子之爱”来将韩炳哲的“爱欲”的对象泛化。进而，遵循中国“家天下”的传统，我们看到了一个理想的共同体的样貌。

结语

记得卡曾斯曾说，人类现在的困难境况，是因为为自己想得太多，为共同体想得太少。这并不宣扬什么舍小我为大我的牺牲精神，而是意图创建一个能让个人更好栖居的环境。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都是人，人与人之间，矛盾总有的，原谅也可以是不必的，但总归互相扶持，才能走得更远。在这个寒冬，《岁岁平安》秉一盏微弱烛火，寻一个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答案。“哪怕生生不见，也要岁岁平安”，它这样作答，我也这样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