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电影《岁岁平安》成为2025年岁尾重庆文艺界最热门话题之一。这部由重庆本土艺术家编创的作品蓬勃着对山与城、光与影的表达冲动，表现普通人的困境、挣扎与成长。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和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组织评论家观摩电影并写作文章，参与这一文化热点讨论。

《岁岁平安》：被抛之人，如何走向自己的“平安”？

文/戢海峰（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2025年12月16日，由藏连荣、许若谷联合执导，刘帆任制片并与程连佳联合编剧，刘威葳、段奥娟领衔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岁岁平安》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影片由西南大学师生及校友主创完成，延续团队首部剧情长片《白云·苍狗》的风格特点，取景重庆、使用方言，聚焦家庭伦理及相关社会议题，呈现出朴素而坚实的现实主义底色。

影片改编自相关社会新闻，讲述了一位被原生家庭抛弃的女孩刘岁岁，在多年后因弟弟患病而被母亲重新“找回”的故事。抛弃、寻找、选择，构成影片清晰而冷静的叙事链条；而纠葛在这对分散多年的母女身上的，也并不仅是私人情感的撕裂，更是一个孤独的女性如何在充满偏见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中，完成自我的救赎与成长，并最终走向属于自己的“平安”。

被抛：抽象的存在与具体的经验

抛弃，是刘岁岁人生的起点。海德格尔曾以“被抛”（Geworfenheit）来描述人的存在处境，认为每个人自出生以来便被抛入某个时代、家庭与社会结构之中，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出身乃至语言，只能在既定条件中展开自身的存在。然而，在《岁岁平安》中，“被抛”并非一个抽象的存在论命题，而是一种更加具体、残酷的生命经验。

岁岁不仅像所有人一样被抛入世界，更在现实层面被亲生家庭真实地抛弃。她的出生并未带来喜悦，反而被视为某种“多余”，以至于被爷爷强行送走，给家庭另一位尚未到来的弟弟挪出位置。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伦理中，女儿并非生命本身，而是一种可以被交换、被牺牲的物品。于是，岁岁承担了双重的“被抛”命运：既是“生而为人”的被动存在，亦是“生而为女”的家庭牺牲。

影片并未将责任简单归咎于某个具体的“恶人”，而是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合谋。以爷爷为核心的“父权制”家庭，构成了抛弃得以发生的基础，父亲无力反抗，母亲及其家庭同样依赖爷爷所掌握的资源，只能选择妥协。在这一结构中，祖辈被抛入“重男轻女”的传统伦理，父母一代被抛入家庭责任与生计压力的双重挤压，而岁岁，则直接成为这一结构中最脆弱、也最沉默的牺牲者。当所有人在面对家庭与社会压力时表现出犹疑、妥协与无力等情绪，恰恰表明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制”结构中，每个人都难以逃脱被牺牲的命运。

寻找：情感的修复与错位

如果说抛弃奠定了悲剧的起点，那么“寻找”，则构成了影片叙事的主要动力。

多年之后，岁岁的弟弟唐平安罹患白血病，当所有亲属的骨髓配型均告失败时，那个被家庭遗忘多年的女儿重新进入视野。母亲李玫踏上寻找岁岁的旅程，却无法以“母亲”的身份出现，只能以“姑妈”的名义接近她。这一错位的身份设置，使整段关系始终笼罩在紧张而脆弱的情感氛围之中。

在与岁岁相处的过程中，李玫努力补偿那些本该属于母女的日常时刻：陪她逛街、吃火锅、扮演家长、惩戒混混，在她遭遇危险时挺身而出。这些行为固然无法摆脱“救子”的现实动机，却也交织着真实而复杂的愧疚与自责。当她偷看到岁岁与养父老刘亲密拌嘴而默默落泪，得知岁岁曾遭养父偷窥而愤怒掌掴对方时，影片清楚地表明，李玫并非只是一个功能性的“求助者”，她同样在寻找一个丢失多年的母亲身份。

然而，与李玫相对清晰的行动轨迹不同，岁岁的“寻找”更多发生在心理层面。她在原生家庭中被抛弃，在养父家中遭遇窥视，在学校里被视为问题学生，在社会中则过早承担生存压力。她没有一个稳定的身份，无法确认自己真正的归属，只能扮演一个极具攻击性的刺猬，始终以尖锐、对抗的姿态保护自己。但即便如此，当“姑妈”李玫向她提出救助请求时，岁岁仍然显露出对亲情的渴望。她选择相信这个突然闯入自己生活的女人，似乎通过这种信任，能够重新寻回自己曾经身为“女儿”的身份，感受那份早已缺失的亲情。只不过，当老刘在大巴车上揭穿“姑妈”的谎言时，二人重建的信任再次崩塌，她们对自我身份的寻找终被告知失败。

在此，影片呈现出一种冷静而克制的现实，即母女二人虽看似在相互靠近的过程中修复曾经缺失的情感，但这种靠近和修复注定是错位的，因为它发生在抛弃之后，无法真正抹去抛弃本身。

选择：自我的救赎与和解

影片的高潮，发生在身份谎言被揭穿之后。在儿子生命垂危之际，李玫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在学校张贴传单、当众扇自己耳光，以道德绑架的方式逼迫岁岁捐献骨髓。这一行为彻底撕裂了母女之间本已脆弱的信任，也将岁岁推向了情感与伦理的深渊。在此，影片的叙事重心从“家庭伦理”转向了“个人选择”。

“救”或“不救”，看似只是岁岁个人的自我选择，但这一选择却承载了她此前被抛弃、被忽视、被欺骗，以及长期在边缘位置中夹缝生存的经历。这些经历旁观者难以体会，岁岁自身同样难以消化。因此，在母亲的逼迫与公共目光的围困下，她毅然以跳楼的方式切断这一切。这并非单纯的逃避或绝望，而是一种坚决的回应，拒绝再次回到那个既被他人操纵又被随时舍弃的位置上。

不过，也正是在此“坠落”之后，岁岁重新获得了选择的可能。影片的结尾，她最终决定捐献骨髓救助弟弟，但在手术完成之后，依然选择离开家庭。这一结局构成了《岁岁平安》最为重要、也最具力量的表达。岁岁的拯救并非与原生家庭的和解，而是与过去那个始终被牺牲、被动承受的自我的告别；而她的离开，则是基于自身尊严而做出的抉择。正如影片借老刘之口讲述的“少年与子弹”的故事所隐喻的那样，“不要开枪”并不意味着遗忘伤害，而是在认清事实之后，选择不再让过去继续支配未来。经由这一主动的抉择，岁岁不再被迫以“女儿”“姐姐”或“牺牲者”的身份回应外界，而是以一个能够承担、也有权拒绝的个体，为自己的人生作出决定。

至此，影片完成了对自身主题的进一步深化，它并不仅是在性别层面讨论“父权”的压制，更将其指向了人的存在层面，追问个体如何重建自我、完成内在的救赎与和解。

结语

2025年11月，戴锦华老师在金鸡电影论坛年度演讲时重提“现实主义是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这一命题。的确，任何一部指向社会现实的影片，都饱含着创作者对这个世界尚未放弃的期待与信念。《岁岁平安》虽改编自社会真实事件，却并未止步于新闻再现。它重塑人物、重构结局，表明了创作者的诸多期待，如制片人兼编剧刘帆希望影片引发关于性别问题、家庭问题以及人性温暖等更多的思考；导演许若谷试图通过三代人的叙事，让岁岁成为跳脱血缘轮回的新一代女性形象；藏连荣更是坦言将这部影片“献给自己的女儿”。这些创作意图并非文本之外的附加说明，而是深嵌于影片的结构与情感之中。

正因如此，影片通过刘岁岁这一形象，为观众提供的并非一个关于家庭和解的答案，而是一种更为艰难却也更加诚实的命题，即性别偏见如何在家庭与社会结构中持续形塑女性的成长轨迹，而个体又如何在多重抛弃与不公之中，重新寻回选择自身命运的权利。在这一意义上，《岁岁平安》不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家庭伦理电影，更是一部关于自我责任、自由与救赎的存在主义作品。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平安”并不来自对过去的遗忘或否认，而源于个人最终能为自己的存在做出抉择。或许，这也是影片在结尾所留下那句话的意义所在——“即便生生不见，也要岁岁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