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小玉、卢松岩

近年来，数字平台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从法国学者多米尼克·卡尔东的《数字文化：公共空间、平台与算法》，到中国学者陈龙的《数字疾驰：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孙萍的《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等，数字平台研究已成为当下社会重要的学术热点。在这丰富的研究脉络中，《创作在云端》是一部不可忽视的力作。这本书由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托马斯·玻尔、多伦多大学副教授戴维·尼尔伯格以及康奈尔大学副教授布鲁克·埃琳·达菲合作完成。该书聚焦互联网平台上的文化产业，探讨了文化产业平台化的进程和影响，书中指出，在这一持续变革中，市场、基础设施与治理方式均发生了重要演变，劳动、创意与民主实践也面临关键转型。为我们理解和研究平台社会中的文化生产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与观点。 

平台文化生产创作模式的更新

事实上，在中国早期的互联网发展阶段，平台化文化生产模式便初见端倪。比如由起点、榕树下等网站催生的一大批网络小说，天涯论坛、人人网等平台则汇聚了用户自发发布的生活感悟与时事评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平台化文化生产的原初样态。与之不同的是，随着中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进入到了全民网络时代，随时随地上网早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支付宝、淘宝、微信等数字平台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数字平台的依赖，平台已深度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在此种情况下，平台化文化生产模式开始被旗帜鲜明地提出。

如今的平台化文化生产呈现出大众性、多样性与灵活性等特征，极大繁荣了网络文化样态。早期互联网时代的用户主要聚集于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具备相对丰厚的物质基础可以支撑他们支付昂贵的电脑与上网费用。相比之下，在技术更迭与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下，如今几乎人人可以上网，无论是B站上的科普短视频up主，还是小红书上精致华丽的图文展示，抑或是小宇宙播客所激活的耳朵经济，都反映了在互联网受众日益大众化的背景下，多元化的文化创作形态。这种平台化文化生产形式打破了传统文化创作的时空限制，随时随地创作、随心随缘创作成为其核心特征，不仅赋予文化创作以前所未有的活力，也推动了平台经济与网红经济等新兴业态的蓬勃发展。

平台文化生产的受限性与新困境

随着数字平台发展的规模化，相关文化乱象与治理空白逐渐显现，“镣铐舞蹈”成为平台文化生产现实的生动隐喻。一方面，数字平台在面对海量且多元的文化创作者时无疑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相关的管理模式暴露出平台经济发展的局限。在本书中，作者以YouTube为例指出，YouTube具备强大的网络效应，这意味着观看者、广告商和创作者的不断加入会让平台对各方产生更大的价值，紧接着，这又会进一步增加观看者、广告商和创作者的数量。然而，正是这种扩张使得平台在内容治理上陷入两难，处于核心位置的YouTube虽然可以单方面施加影响力来决定如何奖惩特定类型的视频，但它这样做会直接影响成千上万的文化生产者。在此种情况下，数字平台几乎任何一项新规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为了肃清网络空间的不良创作习气，仍需要平台方不断细化规则，由此出台的规则在追求治理效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波及其他创作者的自由，从而限制了表达空间。

另一方面，对于平台文化者而言，部分创作者试图以非常规渠道“一夜爆红”，这在污染网络生态之余，也损害了公众对网络文化的整体观感。网红经济缔造了诸如2016年短视频网红papi酱融资1200万，2023年“双11”期间带货主播李佳琦首日销售额达95亿等经济奇观，以蔚为壮观的经济体量吸引了大量人力资源投身网络平台。然而，急功近利的心态也滋生了诸多乱象。比如，曾经的带货女王薇娅因逃税被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近期因为挑动社会情绪对立而被封禁的网红“户晨风”，这些网红要么逃避公共责任，要么污染社会舆论生态，使得受众对网红群体这一毁誉参半的群体印象更加负面，这在一定程度上误伤了那些踏踏实实精耕内容的平台文化创作者，迫使数字平台提高对网络文化创作的把关力度，继而限制了平台文化创作的自由度，由此形成数字平台管理上的恶性循环。

平台文化生产的新方向与新理念

尽管数字平台文化生产存在以上“镣铐”，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依旧为大众文化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为创作者指明了可能的突围路径，即回归文艺创作的“人民性”理念。2024年7月，《延河》杂志社刊发的文章《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提出了“新大众文艺”概念，认为：“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这为平台文化创作者挣脱镣铐提供了新方向与新理念。

纵观以上文化生产样态，其之所以被束之以镣铐，一定程度上在于其“商业性”压倒了“人民性”。一方面，数字平台方为了躲避监管部门审核，因此采取“一刀切”的内容管控策略，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创作的多样性与创新活力；另一方面，部分平台文化创作者在流量逻辑的驱动下铤而走险，只为“挣大钱”“捞快钱”。最终的结果就像书中所说“公众越来越缺乏共同的认识论”，网络空间众说纷纭、众声喧哗。新大众文艺提倡文化创作要具备“人民性”，正是要重构平台文化生产的价值逻辑。它不仅强调创作应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更致力于激发大众的创作潜能，以人民群体的普遍参与来推动平台文化生产，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大众文化的共产、共消、共管、共治，以此在活跃大众文化的丰富度之余，提升大众文化的质量与水准，为平台文化生产打造出一个良币驱逐劣币、兼顾包容性与活力的文化生产空间。

《创作在云端》不仅勾勒出平台时代文化生产的图谱，更仿佛一场冷静而克制的诊断。平台文化生产过程中的“镣铐”之喻，令我们目睹创作的自由在治理的框架与商业的齿轮间被反复拉扯，却也在这拉扯之中，窥见“人民性”所提示的那条若隐若现的小径。平台日益成为我们共同栖居的文化土壤，而在其上生长什么、如何生长，终究不只是机制设计的问题，而是关乎所有人如何表达、如何相遇、如何共同生活的叙事。这本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没有停留于批判，而是将问题引向一处充满张力的交汇处：在数字的世界里，创作能否既自由生长，又有序共鸣？既属于每一个独特的我，又抵达我们共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