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中国数千年的治理智慧，始终锚定“人”这一核心命题。当乡村振兴的号角响彻华夏大地，如何破解农村社会治理的时代课题，成为摆在每一位基层实践者面前的必答题。重庆媒体人颜明华，以两年驻村第一书记的躬身实践为笔，以满月村的山山水水、烟火人间为纸，写下《满月渡——农村社会治理的历史选择》这部著作。它不是一部空泛的理论说教，而是一场脚踩泥土的观察、一次直抵人心的对话、一份饱含真情的答卷。书中没有虚构的情节，只有真实的乡野；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朴素的道理——农村社会治理，说到底是“人”的治理，唯有以真心换民心，以真情暖民生，方能渡出乡村振兴的坦途。

一、 躬身入局：融入式观察里的乡土肌理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对于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历来不乏高头讲章，但许多论述往往悬浮于田野之上，疏离于烟火之外。颜明华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既是观察者，更是参与者；既是记录者，更是实践者。2023年，这位有着短暂农村工作经历的媒体人，怀揣着15年前未了的“念想”，主动请缨奔赴开州区满月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这一去，便是两年。两年时光，足够让一个外来者褪去“客居”的疏离，真正成为这片土地的“一份子”。

颜明华说：“要真正研究一个对象，必须把自己变成这个对象。” 这句朴素的话，道破了社会科学研究最珍贵的方法论——融入式观察。相较于走马观花的采访、蜻蜓点水的蹲点，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让他得以穿透乡村的“表层叙事”，触摸到乡土社会最真实的肌理。他不再是隔着镜头和笔记本的记录者，而是站在村民家门口、田埂上、院坝里的“当事人”。他入户走访，听的是家长里短的琐碎，更是藏在柴米油盐里的诉求；他受理诉求，解的是鸡毛蒜皮的纠纷，更是压在百姓心头的难题；他甚至主动置身于矛盾的旋涡，直面村民的误解与责骂。委屈吗？或许有。但在颜明华看来，这些“不体面”的瞬间，恰恰是读懂乡村的“钥匙”。

在满月村的田间地头，颜明华看到的不只是绿水青山的生态之美，更是乡土社会千百年沉淀下来的运行逻辑。他从村民的一次口角里，读懂了邻里关系的维系之道；从一场宅基地的纠纷中，窥见了传统习俗与现代法治的碰撞；从一次产业发展的讨论中，体察到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顾虑。这种“切肤之悟”，是任何书本都无法给予的。他以满月村为微观样本，却能由此窥见中国农村社会数千年的跌宕起伏——从历朝历代的乡绅治理，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基层政权建设，再到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治理创新，历史的脉络在这片土地上清晰可辨。正如书中所言，“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见微以知著，见端以知末”，融入式的观察，让颜明华得以在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之间，捕捉到农村社会治理最核心的密码。

二、 以“渡”为喻：大历史观下的治理抉择

“天上满月，人间满意。”《满月渡》的书名，藏着颜明华对乡村治理的美好期许，更蕴含着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深邃思考。“渡”之一字，堪称全书的文眼，既是渡人，也是渡村；既是渡往过去，也是渡向未来。在颜明华的笔下，“渡”不是一个简单的动词，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跋涉，是中国农村社会在历史长河中寻找出路的艰辛探索。

他以大历史观为经纬，将满月村的变迁置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宏大坐标系中。从“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乡村，到近代以来的社会动荡，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次次变革，中国农民始终在寻找一条“渡”向美好生活的道路。颜明华在书中清晰地梳理出一条脉络：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来引领农村社会的治理。这不是一句空洞的结论，而是基于无数史实的深刻洞察。从革命年代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建设时期的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再到新时代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始终以“恤民的情怀和亲民的情感”，带领农民破解一个又一个发展难题。

满月村的变迁，正是这一历史选择的生动缩影。这个全国文明村镇，如今的生态优美、乡风文明，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一代代基层干部与村民共同奋斗的结果。颜明华在驻村期间，亲眼见证了基层党组织如何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如何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弘扬文明乡风。他看到，在党的领导下，满月村的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宏大目标，转化为一件件为民办实事的具体行动。这种“上引国政下织民生”的治理实践，正是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精髓所在。

“知来路，晓去途，是为‘渡’。” 颜明华在书中没有回避农村社会治理的难题，更没有粉饰太平。他坦言，“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解决缺陷、弥补缺失中探索前行”。乡村治理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它需要直面人性的复杂、利益的纠葛、观念的碰撞。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社会治理，之所以能够行稳致远，正是因为它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完善。这，便是《满月渡》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乡村振兴的彼岸，从来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抵达的，唯有以历史为鉴，以人民为中心，方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三、 以人为本：社会治理的根与魂

“社会治理其实治理的不是社会，真正的对象还在于人。” 这是颜明华在两年驻村实践中，最深刻的感悟，也是《满月渡》一书最核心的观点。在他看来，社会现象不过是人性的呈现，倘若脱离了对“人”的研究，治理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个观点，戳中了当下一些地方社会治理的痛点——过于关注“事”的解决，却忽视了“人”的需求；过于依赖制度的约束，却忘记了人心的凝聚。

颜明华的这一感悟，源于驻村期间那些真实的经历。他曾被村民误解，也曾挨过骂，但他从未因此心生怨怼。相反，他从这些经历中读懂了人性的复杂——“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基层干部的工作，说到底就是做人的工作，就是要在理解人性、尊重人性的基础上，化解矛盾、凝聚共识。他在书中特别谈到了人性话题，这原本不在他的写作计划之内，却因驻村实践的切身体悟，成为全书的点睛之笔。他直言，“现在有些地方的社会治理，主要关注点还是在研究事、应对事，但事是人做出来的啊，还应该再溯源，从源头上研究人”。

基于此，颜明华在书中对农民心理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深知，农民是一个有着独特心理特质的群体——他们淳朴而务实，重视乡情而坚守底线，渴望发展而畏惧风险。农村社会治理的客体和对象是农村群众，唯有尊重并重视农民及农民群体的心理，才能作出科学判断和科学治理。比如，在推动产业发展时，不能仅凭干部的一腔热血，还要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和接受程度；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时，不能简单粗暴地否定传统习俗，还要善于引导和转化；在化解矛盾纠纷时，不能只讲法律条文，还要兼顾人情世故。

这种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在颜明华的驻村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没有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指导者”，而是当成了村民的“贴心人”。他耐心倾听村民的诉求，用心解决村民的难题，用真情温暖村民的心灵。他明白，基层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关乎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只有用真心换民心，用真情办实事，才能赢得村民的信任和支持。这种“以心换心”的治理实践，恰恰是农村社会治理最有效的方式。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更显重要。乡村振兴，不仅是产业的振兴、环境的振兴，更是人的振兴。只有让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受益者、建设者，才能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颜明华在《满月渡》中告诉我们，农村社会治理的根与魂，从来都在“人”的身上。忽视了人，再好的政策也难以落地；尊重了人，再难的问题也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四、 媒体人的担当：脚踩泥土的时代书写

作为一名媒体人，颜明华的写作，始终带着一份独特的敏锐与担当。他没有把驻村经历当成一段简单的“镀金”时光，而是把它当成了一次深入基层、了解国情的宝贵机会；他没有用猎奇的视角去书写乡村，而是用平视的眼光去观察乡村、理解乡村。《满月渡》这部著作，与其说是一份“特别的工作报告”，不如说是一名媒体人对时代的回应，对乡土的深情。

媒体的责任，在于记录时代，更在于引领思考。颜明华以媒体人的身份驻村，既有着记者的敏锐洞察力，又有着基层干部的务实精神。他的写作，没有空洞的口号，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真实的故事、朴素的道理。他用文字，把满月村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农村社会治理的思考传递给更多人。这种脚踩泥土的书写，比任何高高在上的理论都更有力量，也更能引发人们的共鸣。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需要更多像颜明华这样的“有心人”。他们既是政策的执行者，也是民情的传递者；既是实践的参与者，也是理论的思考者。他们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乡土的厚度，用自己的笔记录着时代的温度。《满月渡》的出版，不仅为农村社会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更激励着更多人投身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农村是国家的基本面、基本盘，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而农村社会治理，则是乡村振兴的“牛鼻子”。颜明华在《满月渡》中，以满月村为镜，照见了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他告诉我们，乡村治理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怀着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终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办实事，就一定能渡出一条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掩卷沉思，满月村的青山绿水、乡风民情，仿佛就在眼前。而《满月渡》带给我们的思考，却远不止于此。它让我们看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无数基层干部正像颜明华一样，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它让我们坚信，只要心向人民，行向人民，中国的乡村，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便是《满月渡》最珍贵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