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登于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编《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专辑》第三部分 学术论文)

作者：刘绍璋

内容提要：

猪鬃、桐油作为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是用以抵偿苏联和英美等国援华贷款或易货的主要物资。抗战初期，猪鬃、桐油通过公路运到东南亚转运到美国市场；抗战后期，仅有猪鬃通过中印航线，源源不断输往美国，换回宝贵的外汇，支撑起中国抗战的财政命脉，也支持了反法西斯盟军的作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中国急需军火等战略物资，国民党政府先后同苏、美签订“易货贸易协定”，以桐油、猪鬃、茶叶、生丝等十三种农副产品出口换取军用物资。其后，1938年初同美国签订“中美桐油借款协定”，1939年二战临近时，美国政府把猪鬃定为A类战略物资，并训令其驻华使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将中国猪鬃全部运美，以解决军工急需。因而中国猪鬃、桐油成为战备、战略物资。此后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7月公布战时法令“全国猪鬃统购统销办法”，对两种产品均实施战时管制，1942年初，中英联军保卫缅甸失利，日军攻入云南怒江西岸，滇缅公路交通完全中断，桐油外运全面停顿，而猪鬃外运经美国政府指令由美军十四航空队空运印度转美，一直持续到1945年二战胜利后。

本文根据历史史料、父辈著作、遗稿等进行研究、整理、编辑，记述重庆猪鬃、桐油业发展及作为中国仅有的几种战略物资输入美、英、苏等盟国，有力地支持盟军二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的情况。

关键词：重庆 战略物资 支援二战

五、战时重庆猪鬃企业和出口援美情况（1937—1945.8）。

（一）抗战初期四川畜产公司成立并几乎垄断猪鬃生产和出口。

抗战爆发，长江被封锁，外运困难，鬃价暴跌，中小商家濒于破产，古耕虞“古青记”商号利用资金足、实力强的有利地位，商得当时四大商号中的其他三家的债权人同意，先全权负责产品经粤汉铁路外运，此后古青记、鼎盛、祥和、祥记四大猪鬃商家合并（实际上是古青记兼并三家），在1937年12月成立“四川畜产公司”，古耕虞任总经理。此时“川畜”猪鬃产量已达年6000关担，占据当时中国猪鬃出口的多半壁江山。

鉴于二战临近，盟国要求中国保证猪鬃供应，其中美国政府通过政府间谈判，要求确保每年供给美国长鬃不低于1万关担，为此，政府统制猪鬃生产、出口，确保战时需要，势在必然；同时，因战争，物价暴涨，而汇价又脱离实际物价，鬃商生产无法维持，为此，企业也希望通过管制获得资金和利润保证。在这一形势下，中国政府决定由政府垄断、管制出口，于1939年7月公布“全国猪鬃统购统销办法”。

此时，川畜古耕虞因时局变化，一方面支持政府统购统销政策，另一方面想同官僚资本、垄断企业发生关系，争取在统购统销中取得优越地位。这时，富华贸易公司将主管统购统销，亦正需要利用和控制川畜，双方一拍即合，富华向川畜投资法币50万元，富华总经理席德炳、协理缪钟秀分别担任川畜的董事和监察，川畜也向富华投资，并由古耕虞担任常务董事。猪鬃统购统销一开始，川畜成为当时唯一的政府签约商，得到先领百分之七十的预付贷款和待货售出后按实售价格结算等优惠照顾。适逢国际市场鬃价猛涨，每磅猪鬃售价从一美元涨到约二美元，同时外汇牌价又由一美元合3.3元上升为20元，于是富华公司、“川畜”均获得暴利。

（二）二战（1941—1945）时期中国猪鬃生产、运销两旺并走向“四大公司”时代。

鉴于政府统购统销法令执行以来，仅“川畜”为政府猪鬃生产唯一的一家签约商，这给“川畜”带来了极大的利益。这么一来，一方面引起了社会的责难，认为这个办法使商人大发国难财；另一方面四川民族资本和银行资本对这个行业也眼红起来，于是群起向财政部和贸易委员会请愿，申请批准成立公司，加工猪鬃出口。至1941年先后登记的有四川军政要人潘文华之弟潘昌猷设立的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美丰银行康心如、康心远设立的由李文衡任经理的宝丰进出口贸易公司，川康银行董事长刘航琛同经理衷玉麟设立的由刘伊凡任经理的和源实业公司。上海银行设立的由孙瑞麟任经理的新华制刷厂，中国银行重庆分行前经理周宜甫的儿子周伯初设立的大华实业公司，军阀杨森的舅子田习之设立的大星实业公司，刘航琛的女婿杨泽冼设立的重庆猪鬃公司，还有华北兴业公司，自生实业公司，利昌股份有限公司等，经审查获准登记，从事经营猪鬃业务。这些企业需经登记，但还不是政府签约商，为此大家发动请愿，并越闹越凶。政府一方面感到势难保持川畜一家独揽，另一方面为确保盟军需要，便作有限度的开放，提出签约商必具条件，一是要有较大的生产规模，二是要有两家殷实银行作保。结果，继川畜之后，宝丰、崇德、和源也先后被批准为签约商，因其规模、经营、出口量均在业界领军，为此，行业称之为“四大公司”。其他还有几家较小的公司也被批准为签约商，此后复兴公司主要是通过与四大公司签约，使对外出口所需猪鬃来源得到基本解决。对其他核准登记的非签约商的产品由复兴直接收购，作为补充。此外对未登记的六十余家中、小商号和一百几十家中、小洗房，经复兴公司授意，由四大公司与他们订立业务合同，收购其原料和产品。

在统购统销时期，出口渠道畅通，四大公司相互竞争，从而促进了重庆猪鬃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中川畜在重庆、宜宾、万县、昆明设置洗制工厂，拥有1600名工人，所出“虎牌”猪鬃，享誉国际。宝丰在重庆有四家洗制厂，共有工人七百人，产品以“MF”为商标；崇德在重庆、南充、万县分设四家洗制厂，共有工人八百余人，产品商标系“飞机牌”；和源在重庆、南充、泸县分设四家洗制工厂，共有工人六百余人，产品以“ABC”为商标。同时四大公司所设立的收购外庄，遍及全川各产鬃聚集点。

四大公司作为政府签约商，其资金筹集，有政府政策保障，政府为鼓励出口，经财政部核准由中国银行拨出猪鬃专项借款，支持企业收购、洗制、生产、出口猪鬃。四大公司首先通过售鬃合同取得35%的低息预付款；其次以生、熟鬃实物办理银行押借35%；此外可向银行取得预借款，而预借、押借款利息远低于商业银行信贷。四大公司中“宝丰”“崇德”“和源”等除初期办过商业贷款，并吸收过私人存款外，随经营发展，资金迅速积累后，不仅不向商行贷款，还曾抽出部分资金投放市场。

四大公司每年除领得预付货款外，还从中国、川康、美丰等银行调拔款项，迅速汇往各地外庄进行收购。如再需款，还可向所在地的三行办事处就近短拔。通常备足十个月以上生产所需的原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物价波动的影响。到期交货时，又值牌价业已调高（当时规定每一季度牌价作一次调整），相应又避免了汇价变动。四大公司除按约交足统购的猪鬃外，每年每家公司均结存有为数可观的产品或半制成品。如川畜每年结存在三千关担左右，宝丰、崇德、和源每年每家亦有五百至一千余关担不等的存货，移到下年度待价而沽。

四大公司在抗战时期中的猪鬃产量，以“川畜”最高，年产七千到一万关担；宝丰公司年产3500—4000关担，崇德公司年产3000—3500关担，和源公司年产2000—3000关担，另有几家较小签约厂商年产共2000—3000关担，重庆共生产猪鬃2.2—2.3万关担，计每年输美猪鬃达2万关担以上，其中四大公司总产量在2万关担左右。

猪鬃运输：1937年“七七事变”后通过长江经武汉由粤汉铁路运香港；1939年初武汉、广州相继沦陷，猪鬃通过新建滇缅公路出口；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保卫缅甸战败，5月日军攻入中国腾冲，并占领怒江南岸，滇缅公路完全断绝。此时美军十航空队开辟了“驼峰航线”，由昆明飞到印度。这成为中国最主要和唯一的同美、英联系的通路。抗战期间战略物资通过此航线源源不断向中国输入，（共运送了80万吨物资）。经美国政府指令，中国猪鬃此时全部由美军第十、第十四（陈纳德飞虎队）航空队从昆明返空飞机飞印度，再由加尔各达、卡拉奇（当时印巴未分国），经船或空运美国。渝昆段交通由政府车队或空运进行，最终在昆明验关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