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重庆）首席专家 周勇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第一份全国性党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一面旗帜，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新华方面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华日报》的研究与南方局研究一起提上了日程，往往是并题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前后后出了好几部著作（韩辛茹《新华日报史》、廖永祥《新华日报纪事》）。这些著作大多出自当年参加新华日报工作的老同志之手，自有其熟门熟路的特点。近年来，也有地方党史部门加入其中，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视域出发去研究《新华日报》（我参与主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中就是一部《南方局与〈新华日报〉》）。但总体而论，学界对《新华日报》的研究兴趣似乎趋于平常。

进入21世纪后，2002年中央办公厅批复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和重庆市委关于加强南方局历史研究的报告，决定成立“中共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重庆市委领导当组长，我当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在这个过程中，十分令人尊敬的南方局老领导宋平同志和夫人陈舜尧同志对我们耳提面命，希望我在研究南方局和红岩精神的基础上，组织人马好好研究一下南方局时期党的新闻工作。经市委宣传部研究，我们把这项极重要的研究任务交给西南政法大学新闻学院的蔡斐教授，希望在这位年轻领军人物的带领下，长期坚守，持续研究，做出大成果来。

《新华日报与统一战线》就是完成这一嘱托的新成果、新答卷。

蔡斐教授带领的是从新闻学转向新闻史的一支新军。他从重庆新闻史转战新华日报史，意味着从区域视野走向全国视野，从基层视野走向全党视野，这是极具挑战性的。而他并不打算毕其功于一役，而是首先出一部《新华日报与统一战线》，即从“统一战线”入手研究新华日报，更多的好戏还在后头呢。

我以为，这是很有眼光的。

为什么呢？因为，彼时的统一战线早已经不是一条战线的工作，而具有全党工作的全局性。

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历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相一致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因而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抗日战争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两大基本问题：一个是如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一个是如何通过抗日战争在中国实现政治民主，以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这两大历史任务神圣而又沉重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

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但是国共之间除了抗日，在其他政治问题（尤其是民主问题）上没有共同点。国民党是执政党，控制着中央政府和绝大部分地方政权，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和占绝对优势的军队。虽然被迫同意共同抗日，但顽固坚持独裁，坚持“限共、溶共”，不断制造政治军事摩擦，企图在抗战中消灭共产党力量。共产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不对国民党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面对这种危机，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便成为决定双方力量对比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吃过“左”倾路线的亏的。现在则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总结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基本经验，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把这三个环节视为不可分离的整体。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逐渐形成了两条战线、两个战场：一个是敌后抗日 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主战场；一个是党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战场，后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统一战线。

因此武汉沦陷后，随着国统区的中心向重庆转移，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改设南方局，担负原长江局所负使命，即“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故南方局诞生的天然使命就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抗战民主凝聚力量，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贯穿始终的工作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

由于国统区实际上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阵地，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具有了全局性的地位。毛泽东据此把“统一战线”同“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称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法宝，而统一战线则居于三大法宝之首。

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兼任新华日报社董事长，因此《新华日报》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这也是南方局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特别是为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理论到实践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因此，我在序言中说，当下深化《新华日报》研究，要在学术化、科学化两方面下功夫。

蔡斐教授和重庆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新华日报与统一战线》，是年轻的学者和团队向老一辈交出的一份答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场景——我们党新闻历史的宝库再次敞开了自己的大门，一场以研究《新华日报》历史为中心的新的学术征战再次出发了。

我希望蔡斐教授和他带领的年轻的团队，在这个选题上继续深耕，是不是可以出一部《〈新华日报〉中红岩精神》。

因为我研究南方局与红岩精神40年，曾经把《新华日报》从头到尾翻过一遍。那是还没有电子版的时代。正是这样的细读、精读，让我发现，在《新华日报》每一天的版面上，新华日报报道的标题上、文字中，《新华日报》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言行中，无不闪耀着红岩精神的光芒。

我相信，如果有这样一部书，提供给社会，这对于研究红岩精神，将提供最可靠，最鲜活的历史资源。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去深化、去拓展，就会让南方局研究、红岩精神研究深入得多，鲜活得多，科学得多。同时也可以为社会各界提供一部可以放心的史料依据，更是可以反复引用的“大思政课”的最好的教材。

我期待你们，重整行装，励精图治，努力为南方局和红岩精神研究，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出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