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门头上那盏红灯，固执地亮着，像一枚烧红的印章，烙在这条惨白走廊的寂静里。90岁的父亲和我坐在这片寂静的中心，手脚都有些发僵。医生说，这是个小手术。可我知道，对于一位八十七岁的老人，在她脆弱的喉咙上动刀子，切下一个沉甸甸的、估计足有五十克的肿块，这怎么不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手术"呢？风险就悬在那盏红灯上，悬在每一次麻醉机规律的吐纳里。

母亲此刻就躺在那扇门后。她的喉咙，那道维系着呼吸、吞咽与言语的生命关隘，正被小心翼翼地剖开。我忽然想起，就是这喉咙，这条命脉，承载了她太多太多的苦与韧。

母亲总说，自己一岁多就没了娘。"没娘"这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是淡淡的，没有怨，只有一片空茫，像南江老家冬日里那片光秃秃的山野。她这片小小的芽，就在那山野里，自己顶着风，硬是挣着长起来了。

后来母亲在桃园，在大河，在供销社当会计。那时的路，是真正的爬山涉水；那时的人心，也像山泉水一样，清冽见底。她挎着包，访贫问苦，那身影，想必是挺拔的，带着新社会女子的一份自豪。

再后来，是"割尾巴"的年月。日子像被攥紧的拳头，缝隙里难见光。母亲一边拨弄着公家的算盘，一边回头操持我们一家五口的生计。记忆里，家里总养着猪。猪草的气味，泔水的酸气，和着母亲身上的汗味，构成了那些年最扎实的家的味道。靠着她，我们一家人的肚皮才总是圆的，衣衫虽旧，却总是洁净的。

改革的潮水一来，母亲竟比许多年轻人都果决，一头就"扎下了海"。为了在大河正街修那栋房子，她跑成都，上百花池进货。我至今能想象，她和几位好友，挤在租来的货车里，颠簸在蜿蜒的蜀道上。一夜无眠，一头是星月，一头是生计。次日上午在嘈杂的批发市场里，她定是睁着一双锐利的眼，精明地盘算，讨价还价；下午又抱着疲惫的身躯，随着满车的货物赶回。那不是在进货，那是在为我们兄弟三人的未来，一寸一寸地丈量、搬运。

还有那些收金银花的季节。母亲带着我们，去兴马，去白院。山里的日头毒，蝉声嘶力竭地叫着。她蹲在农户的堂屋里，仔细地翻看那些黄白相间的花骨朵，一捧一捧地过秤。汗水沿着她的鬓角流下来，她用手背一抹，回头看看我们，眼里是温和的鼓励。那些金银花，后来都变成了我们书包里的铅笔与本子，变成了我们碗里偶尔多出的一抹油荤。

母亲对我们兄弟，是竭尽全力的。那么早，她就敢把我送到重庆去读书，那得下多大的决心？我那时小，不懂，只记得她送我时，眼圈红着，嘴角却向上弯着。三弟更小，十岁就被送到了县城的学校。我们兄弟俩在县城，她炒的那一罐子腊肉老盐菜，就是我们的"营养菜"，也是我们的"乡愁"。那腊肉，是她亲手喂的猪，亲手熏的；那盐菜，是她亲手揉、亲手晒的。每一口，都是母亲土地上的滋味，是母亲手掌里的温度。

后来老二、老三创业，母亲和父亲，依旧是那最坚实的后盾，精神的，物质的，从不缺席。母亲这一生，仿佛不知疲倦为何物。而这一切的辛劳，她从不曾挂在嘴上叫苦。她只是做，像溪水绕过山石，自然而然，源源不绝。

更难得的是，母亲那颗心，总是热的，向着街坊邻里。谁家娃儿想读书，家里却难，她知道了，总要悄悄地帮一把。她不懂得什么大道理，她只是觉得，娃儿想读书，是顶好的事，不该被耽误。如今，那些她曾帮过的"娃儿"，许多都已成才，见了我们，总要念叨一句："你母亲，是个好人呐。"

这"好人"二字，是母亲用一生的言行写就的。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又远去。我的心也跟着一紧。我想起推进手术室前，母亲躺在平车上，紧紧抓着我的手。她老了，手背上布满了深褐色的老年斑，像秋日落叶上的斑点。她看着我们，眼神里竟有些孩子似的惶恐与依赖。那一刻，什么坚强，什么果敢，都从她身上褪去了，她只是一个害怕的、需要儿女在身边的老人。我俯下身，对她说："妈，我们都在外面等你。"她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是了，生病的人，尤其是生病的老人，最想见的，不就是自己的亲人么？陪伴，此刻胜过万千良药。

那盏红灯，依旧亮着。它亮在母亲的喉咙上，也亮在我的心尖上。我忽然明白了，母亲切除的，不只是一个生理上的肿块。那五十克的重量，或许是她一生积攒的辛劳，是她咽下的无数苦楚，是她为我们、为旁人过度操劳的印记。母亲这一生，像一头沉默的牛，反刍着命运给她的所有粗粝草料，最终，却为我们挤出最醇厚的乳汁。

门，忽然开了。

走廊里仿佛连空气都屏住了呼吸。红灯应声而熄，像一枚烧尽的炭火，终于冷却下来。我猛地站起身，腿脚僵硬得几乎不听使唤，心却已抢先一步冲到了门口。

医生走出来，口罩拉到下巴，脸上带着疲惫却温和的笑意："手术很顺利，肿块完整切除了，没有伤到声带和气管。老人家生命体征平稳，一会儿就送回病房。"

"谢谢！谢谢医生！"我声音发颤，眼眶一热，几乎要跪下去——不是因为礼节，而是因为那悬在喉咙口整整三个小时的恐惧，终于可以缓缓吐出来了。

护士推着平车缓缓而出。母亲闭着眼，脸色苍白如纸，但胸膛微微起伏，均匀而安稳。她头上盖着薄毯，嘴角还残留着一点消毒液的痕迹。我快步跟上去，轻轻握住她那只布满老年斑的手。她的手指动了动，像是在梦里回应我。

回到病房，安顿好一切。窗外天色已暗，暮色温柔地漫进来，将病房染成一种暖黄的琥珀色。我坐在床边，看着母亲沉睡的脸。那张脸，曾被南江的风吹过，被桃园的雨打过，被大河的浪拍过，也被岁月无声地雕刻过。可此刻，她睡得像个孩子，仿佛卸下了所有重担。

我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吃点苦不算啥，只要心里亮堂。"

母亲的心，何止亮堂？那是能照亮别人前路的灯。

如今，那五十克的肿块被取走了，或许也带走了母亲一生中那些未曾言说的沉重。从此以后，她的喉咙会更通畅，呼吸会更轻盈，说话也会更清晰——她还能继续讲那些老故事，还能笑着骂我们"毛手毛脚"，还能在院子里晒太阳时，对着邻居喊一声："来，尝尝我新腌的泡菜！"

夜深了，监护仪发出规律的滴答声，像时间在轻轻走路。我伏在床沿，不敢睡，也不愿睡。只想守着她，像她曾经无数次守着发烧的我、离家的我、迷茫的我那样。

母亲啊，你一生都在为别人开路，这一次，请让我为你守候。

你咽下的苦，我记着；你给的甜，我传下去。

走廊尽头，那盏红灯早已熄灭。

但我知道，有一盏灯，在我心里，从此永远亮着。

（注：桃园，大河为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