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三峡博物馆“城市之路”展厅中，一面五星红旗在射灯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它并非标准制式：丝质，横181厘米，纵137厘米，五颗金星倾斜的角度略显手工缝制的朴拙。

上方的说明牌写道：“重庆解放前夕，时任育才学校总务主任兼红岩小学校董和校长的梁承栋发起并组织红岩小学部分老师连夜赶制了这面五星红旗。1949年12月1日，红岩小学、育才学校、重庆社会大学师生在庆祝重庆解放游行时将此旗插在抗战胜利纪功碑（今解放碑）上。这是重庆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梁承栋捐赠）”

梁承栋是谁？这个名字为何与这座城市如此重要的历史时刻紧密相连？今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纪念日，参观者络绎不绝。在这面旗帜前驻足时间最久的，是一行六人——梁承栋的子女们。他们中，最大的年过七旬，最小的也已过花甲。他们如同进行一次年度的家庭仪式，凝视着玻璃后的那抹红色，仿佛在凝视父亲生命中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红色被面做旗：红岩村的秘密五小时

历史的扉页被郑重翻开，直抵1949年10月红岩村的一个深夜。

“旗面是家里的红绸被面，五角星用的是父亲一条黄色的咔叽布裤子。”梁承栋的大女儿梁文根据父亲的讲述向记者还原，“父亲有一台飞鸽牌收音机，他会和老师们悄悄听广播”。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从广播传出来，梁承栋难以按捺激动的心情，与聂勋恒、聂清海等几位信任的教师商议，决定冒险制旗迎接解放。

材料已经备齐，在哪里制作就成了难题。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当时的重庆，梁承栋和老师们都清楚——一旦被发现，将面临生命危险。“他们把制作地点选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旧址二楼，”三峡博物馆文物保管员郑犁通过研究确认了这一点，这里也就是当时红岩小学所在地，时任红岩小学校长和校董的梁承栋把自己的家也安在此处。

“一开始在桌上摆弄不开，尺寸太大。”梁文说道，父亲常常在回忆里反复讲起这个细节，“后来众人将红绸被面铺到了我外婆（屈镜明）的床上，才得以制旗”。

梁文说：“父亲说，那晚的窗外，对面山上就是特务机关的机枪据点；屋内，油灯下，他们参照香港《群众》杂志上的图案，画样、裁剪、缝制，从晚上9点多一直到凌晨2点多。”旗帜制作完成后，由梁承栋藏于家中柜子里保管。

从箱底到碑上：山城飘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这面藏于柜中月余的红旗，被梁承栋和教师聂清海取出，高高插在红岩小学楼顶。

次日，重庆举行解放军入城欢迎仪式。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红岩小学三校师生组成队伍，以这面红旗为前导，从化龙桥一路游行至市中心。最终，它被插于抗战胜利纪功碑（今解放碑）之上。“那是重庆城第一次飘起五星红旗。”郑犁说。那之后，这面红旗依然由梁承栋收藏于自己家中，直至30年后。

在时任重庆市博物馆（现三峡博物馆）近代史部副主任林梅侠的牵线下，这面旗帜，成为了博物馆里尤为重要的抗战文物之一。林梅侠是梁承栋在重庆社会大学的同学，1979年一次校友聚会上听闻此事后，她意识到其历史价值，力主将其纳入馆藏。

博物馆的处理方式充满了时代的温情与尊重。“当时这床红被面还是很贵重的生活用品，”郑犁介绍道：“馆里特意买了一床新的红绸被面，派了两位同志上门赠给了梁老先生。”梁家至今保存着1980年5月19日那张捐赠收据，纸张已泛黄，字迹仍清晰——“今收到梁承栋同志捐献一九四九年重庆解放时插在解放碑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除珍芷教育观众外，特给此据，专致谢忱。”

事实上，在入藏之初，其展陈说明较为简略。2021年，正值建党百年，三峡博物馆启动“百年百物”革命文物梳理工程。“在这个契机之下，我们系统地研究了梁承栋先生留下的手稿、其他当事人签名的信件等，并仔细鉴定了文物本身，”郑犁说，“最终，所有证据都指向了同一段历史。”

于是，展柜旁的说明牌被郑重更新，梁承栋的名字作为核心组织者被清晰地铭记。

回响不绝：一面旗帜与一座城的记忆

梁承栋到底是何许人？记者带着疑问走进了梁承栋大女儿梁文的家中。

资料与家族记忆勾勒出他的轨迹：1922年出生，清贫的家境并没阻挡他追求进步的脚步，靠着一边打工一边自学，他考上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成了一名有学识的银行职员。

1946年，他考入由陶行知创办、受周恩来关怀的重庆社会大学，那里汇聚了大量进步青年。他由此与中共地下组织产生交集，并被派往党在重庆的重要据点——育才学校及附属红岩小学工作，先后以总务主任和校长的公开身份，承担起联络、掩护与维持学校运转的重任。

“他一直是个追求进步的人。那时候他工资高，完全可以过富足的日子，却要去学校教书，还自己资助学生。”梁文如此评价父亲。正因为如此，这位进步青年的爱国热忱与组织能力，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那次秘密行动的核心。

如今，当我们驻足于博物馆展柜前，再次细心观察这面旗帜，历史的画面如电影放映一般浮现。不符合标准制式的五角星、隐约可见的针脚……“它和我们现在的国旗有些不同，也正是这些不同，才更加印证了在没有参照物的前提下，那个夜晚，前辈们是如何扛着巨大的压力熬夜缝制。”郑犁说。

长181cm，宽137cm，这两个精确数字，凝固了那个不眠之夜的重量与期盼。一件实物，一纸收据，一份份手稿，让一段曾被时光模糊的壮阔细节，重新变得清晰、坚韧而滚烫。

这面旗帜，不仅标记着一座城市的解放日，更铭刻了一群普通人，在历史决定性的一刻，如何倾尽家中所珍、押上性命安危，去托举一份对光明的笃信。它从家庭的箱底，升华为国家的记忆，最终在博物馆的展厅里，成为面向未来的永恒讲述——关于勇气，关于传承，关于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的、对崭新黎明的热烈向往。

文/首席记者 林楠 图/记者 李一鸣 审核/董进 孙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