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志英，杨朋辉

摘要：重庆银行公会1931年9月25日成立，到抗战爆发前，其组织制度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成为了西部地区重要的金融业自律组织，是西部金融近代化的集中体现。同时该组织在稳定重庆金融市场秩序、协助国民政府整理川省金融及辅助地方工商业的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抗战爆发前；重庆银行公会；金融近代化；作用

与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业不同，银行业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应政府财政需要，模仿外国银行体制而逐步兴起的行业。银行公会是银行业的自律组织，是银行业集体利益和意志的代表，其主导面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为广大会员银行提供各种服务，反映和维护银行业的根本利益。自1918年7月8日，12家银行发起成立上海银行公会后，北京、天津、汉口等地的银行家纷纷发起组建银行公会，截至1923年，全国共有银行公会10家，分设于上海、北京、天津、汉口、杭州、南京、南昌、济南、哈尔滨和蚌埠等地，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中部地区，至于西南、西北地区，由于银行业的不发达，尚未成立银行公会。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到抗战爆发前，近代中国金融业发生了巨大变革，其中票号、钱庄的衰落和新式银行的迅速发展就是这种变革的表征，1931年重庆银行公会的兴起则是这一变革的产物，有利于在西部地区创造符合近代银行利益的制度性环境。本文将依据重庆市档案馆馆藏重庆银行公会的未刊档案资料及相关文献，重点探讨重庆银行公会在促进西部地区的金融制度创新和金融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二．抗战前重庆银行公会的作用

抗战爆发前，四川境内战争频繁，致使军费激增，财政亏空，民不聊生，当局逼迫各银行发行银行券，承募债券等为其垫付作战款项，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债券及银行券，金融极度混乱。在此背景下成立的重庆银行公会，对稳定重庆金融市场秩序、协助统一川政、辅助地方工商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稳定重庆金融市场秩序

重庆银行公会组建后，即将稳定金融市场秩序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规范渝市申汇市场、组建重庆证券交易所、建立重庆票据交换所等方面均做出了不懈努力。清末民初，渝市申汇稳定，约以上海规元1000两恰等于渝钱平银950两左右。但1921年后，钱帮风起云涌，都觉申汇投机有利可图，趋之若鹜。1927年，沪市金融，发生极大变化，渝申间进出口，形成有入无出状态，川帮欠申之款，更不能急急措还，导致申汇行情暴涨至1170两合洋1647元。1931年上半年，又由1400余元降至1330元，每千约跌百元。“九·一八”事变前，因汉口水灾，受其影响，在1380元左右。其间，重庆申汇买卖主要操控在钱业手中，重庆“申票大王”石建屏更是经营建记字号，大肆投机申汇，先于1930年卖空申票达300余万元，获利极丰。但次年即遭遇武汉水灾及“九·一八”事变影响，石仍继续卖空，因此失败亏折数十万元，致其经营的建记及夥贸之汇和同时宣告破产，牵累市面甚大。到10月31日，恒美、鸿胜、康济等家受牵连相继停业，在重庆酿成金融风潮。引发了对申汇市场的整顿。

为了加强对渝市金融市场的管理及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刘湘部21军财政处长刘航琛致函重庆银行公会，拟于本埠设立交易所，邀约公会推人加入发起共同组织。于是，1931年11月26日，由重庆银行公会主席康心如召集开会，推会员7名银行经理人加入发起组织。经筹备，1932年4月20日，重庆证券交易所开业，资本20万元，杨粲三任理事长。经营各种公债、库券及有价证券。并赋予其整理申票为附业。由于过去做申汇之钱业公会及各庄商号，认定申汇系其专营业务之一，此项利益，交易所不能强夺，于是又惹起极大风波。后经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协调，交易所与钱业达成协议，对于申汇，钱业做近期，交易所做远期。这样，重庆证券交易所又有了兼营各处汇兑票买卖的业务。

新成立的重庆证券交易所中的申汇市场，每日前后两市，成交总数，多至200万，少亦数10万，行市涨落，既经公开，进出口货帮商人亦特别赞许，故汇价起伏，比前尚觉稳定。但时间一久，因投机暴利，钱业中仍有做远期的，数量较交易所成交者为多，而交易所又搞投机，业务矛盾日深。1932年6月中旬后，申汇节节高涨，7月6日，已达1820元之极点，市面恐慌，不可终日。由于交易所买卖，双方须缴保证金，若交割后亏折过半，则须追加保证金。且买卖方式公开，交易者有所顾忌；而在钱帮中做申汇买卖，既不须缴纳保证金，更依传统习惯———袖底作价，于是大量商家集中于钱业公会进行申汇买卖，于是，金融界开会讨论，呈请21军军部筹谋改良办法。7月17日军部布告：“从即日起，凡本市申汇，除一个月期以内之近期外，所有远期汇票，一律限在证券交易所叙做，违者均按交易所法第49条、第50条之规定，分别处罚，决不姑宽。”此布告发表后，引发重庆钱业公会与交易所的“钱交风潮”，钱业公会请求取缔交易所。8月31日，重庆钱业发生“汤字号事变”。汤子敬经营的民记钱庄受汉口昌合烟土公司倒账影响，周转失灵，首先倒闭。联号大成、富润、同生福、正大永、源远长、永福、同昶、峤源、诚大、鼎盛、同丰等钱庄及有关商号随之倒闭。汤字号占重庆经济势力三分之一，事变使全市金融恐慌。借此机会，重庆银行公会极力采取相关办法进行解救，经军方多次干预，汤字号事变后，钱业全部入交易所，随之近远期申汇交易亦全部由交易所营作。

1933年4月渝市申汇在1600元至1700元间徘徊，因中央通令废两改元，4月16日跌至1196元，8月底到10月初因上海货物欠佳，跌到1008元，10月中旬后又涨到1130元。1934年下半年申汇由8月底的1230元，10月涨到1420元左右，申汇市场中的涨跌起伏，反映出时局人心的不稳定。1935年2月1日交易所被迫关闭，停拍申汇，仅由银钱业组织交易处经营，以维市场。

1935年7月1日，财政部宣布民国二十四年四川善后公债7000万元如数发行，除一部分作善后建设外，一部分即按六折收换四川金融公债（即金融公债10000元，可以掉换善后公债6000元）。为了便于四川善后公债顺利推行，重庆银行公会于1935年7月29日开会，决议重建证券交易所，采用股份制，并推康心之、杨粲三、张子黎三君负责研究法律章程等，以便决定股本金额，同时通知钱业公会推出三人加入共同研究与筹备。9月4日，选出潘昌猷、康心之、卢澜康三人为常务理事，潘昌猷为理事长，熊崇鲁任经理。定资本总额为20万元，先收足二分之一，即开始营业。经纪人名额，暂定50名，每名取保证金5000元。此次重建证券交易所，以买卖国省债券及企业股票为业务，所有申汇交易，绝不兼营，所址仍租银行公会为营业市场。经过筹备，1935年10月21日重庆证券交易所再度开拍。1936年9月证券业商号共15家，资本共175553元。到抗战之前，重庆证券交易所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交易制度相对完备的西部地区的地方证券市场，市场运行渐趋良好。

当中央银行制度体系在全国未完全建立之时，区域间的票据清算业务就显得异常重要，金融界共同的票据清算转账机关可以为各行庄简化往来手续，节省交易费用。1933年1月17日，重庆银行公会提议筹设票据交换所，公推张禹九、张子黎、任望南三会员代表详加研究，拟具意见。5月30日，重庆银钱业联合公库成立。各银行钱庄为委员行庄，刘航琛任主席。将粮契税券200余万元收回转存，另发公单，面额为五百、一千、五千、一万元四种，首批发行250万元。此外，办理同业存款、票据交换和行庄以债券、股票作抵押的少量借款。但因公单发行过多，影响市面金融稳定，1935年4月公单被取消，银钱业联合公库顿形清闲，遂于5月结束，可是所属票据交换的抵解业务仍照常办理，各银行的转账机关本拟中国银行担任，但总行未允，故银行公会在公会内另组银行联合库，专办对内转账业务，不对外营业，保证品作价由公会执行委员评议，公推康心如为主席，康心如、周宜甫、吴受彤为常务委员，聘杨学尤为事务主任。为便利重庆金融界的票据抵解清算业务顺利展开，仍有必要设立金融界的转账清算机关，于是通过对中国银行的多次交涉，由中国银行办理转账机关事宜，1936年9月21日各行庄在银行公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原有之联合公库撤销，票据交换所改组成立，定10月15日起开始试办，并选出交换所主席及常委，主席康心如，常委王伯康、吴受彤、潘昌猷、陈施可等四人。重庆票据交换所成立时加入银行10家，钱庄12家。并公布票据交换所章程。从1934年到1937年，重庆银钱业的票据交换额稳步上升，1934年为72413万元，1935年达到79613万元，1936年为67367万元，1937年虽受抗战爆发的影响，但仍达到70276万元。可见，重庆银行公会筹组票据交换所，为健全重庆金融体制，统一四川金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协助政府整理川省金融

国民政府统一川政前，重庆地方金融紊乱，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为军阀掌控，币制复杂，市面流通的钞票纷繁，除21军总金库发行之粮契税券外，还有中国、美丰、川康、市民及四川地方等5家银行发行的各种钞票，由于币种纷杂，币制不一，导致市场不稳、金融紊乱，信用危机、挤兑事件、银行钱庄倒闭时有发生，金融恐慌不断。1935年国民政府统一川政后，3月25日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成立，该行为一等分行。开始逐步整理四川的财政金融，主要集中在整理“地钞”上，重庆银行公会对政府的整顿措施给予积极支持与配合。

“地钞”即四川地方银行发行兑换券之简称。1934年1月四川地方银行成立，即奉四川善后督办公署令发行十元、五元、一元兑换券。8月1日，督署令中国、聚兴诚、四川地方、重庆、商业、川康、平民、美丰、川盐9行合组四川地方银行兑换券发行准备库，专司发行保管事宜，此前共发钞券563万元，连同六成现金准备及四成保证金准备，一并移交该库接收。9月间，准备库发钞约900余万元，但准备金较充分未引起重大紊乱。此后，由于21军财政困窘，军部乃由总金库商由地行代向准备库每月领钞450万元供其使用，以未经售出之债券照数交库，其6成现金准备以防区内税捐项下拨付，但现金来源有限，而每月领用之数有加无减，以致“地钞”发行数额逐渐增加。到1935年1月间时，所发钞票为数已达3300余万元，其中毫无准备者多至2300余万元，以致时有挤兑，申渝汇价亦被影响，商业民生胥受其害。其间，虽经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于1月9日召集渝市行庄，共筹救济之方，议决：除一元券外，大券一律停发，同时废止地行向总金库领钞等五项办法，但情势依然严重。川省已无整理之力，鉴此形势，财政部接手移交中央银行进行整理。

几经考虑，国民政府决定以中央所收川省统税及印花烟酒税内，月拨55万元为基金，由中央发行整理四川金融库券3000万元，定期64个月清偿，专充收回川省“地钞”之用。川财政厅于6月中旬又发行交换证450万元，重庆市面立即发生划账洋对现金补水。蒋介石于6月21、28两日电令收回，30日中央银行拒绝接收，引起金融恐慌，后以发行保管证470万元，换回交换证销毁。7月15日，川财厅向中央银行重庆分行借“地钞”400万元，向各行庄借70万元，将保管证收销。但同月底又因银根紧缩发行承兑券330万元。8月15日，川省财政厅呈准发行汇划证800万元以收销前发的承兑证。但因重庆各行庄向中央银行请领现钞4500万元未能实现，汇划证无款兑付，价值低落。此后，因外交局势转紧，中央无暇顾及，且信誉低下之“地钞”与申钞等十足兑换，奸商乘机牟利，省府定期拨款又感紧张，终未兑现，延至9月10日，行营公告，强行规定所有川省内一切公私交易均以国币之中央本钞为本位，令持有“地钞”者于11月20日前，以“地钞”10元兑换中央本钞8元的比例进行兑换，逾期不换者作废，抬价压价者概以军法严惩，渝市则委托各行庄等处代为收换。10月，因“地钞”及渝市各行所发之钞券均被收回销毁，重庆金融市场筹码枯窘，银行公会即积极派代表赴上海与中央协商解决，商得最初每家各领钞50万元，在沪订约，在渝领用，其后不加限制，并督促会员行领钞，以统一重庆币制。至12月20日止，计收回3000余万元，称为“四川金融之癌”的“地钞”事件即告结束。

在“地钞”事件的解决中，重庆银行公会发挥了下情上达、协调各方的积极作用，1935年6月23日，重庆银行公会召集会员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救济办法：（1）交换证应即收回，各行庄领用之交换证限明日（星期一）各用本票向交换所调取，并将保证品自行撤回。（2）各行庄自动停做远期申汇，只做6月底电汇，7、8两月暂行停止交易。（3）钞票现金各行庄停止买卖。10月23日，重庆银行公会推举龚农瞻为公会代表参加由财政部、四川财政特派员公署召集组织的重庆四川流通银币成色重量鉴定委员会，11月，重庆银行公会向四川财政督署反映本市法币过少市面枯竭等困难现象，并积极派代表参加会议出谋划策，配合政府整理工作，严厉制止奸商活动，其后申钞逐渐流通，市面情形恢复。到1935年12月，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地方军政当局三方进行合作，迭次组成银钱业联合公库和抵解证、交换证、保管证委员会和银钱业联合办事处，次第采用划账方式的定期公单、抵解证、交换证、保管证、承兑证、汇划证等多种金融工具来缓解资金缺乏现象，化解金融危机。在法币改革中，重庆银行公会为法币在四川的推行给予了积极配合，到1936年9月，渝市各行庄共领钞6115万元，而公会会员行就达到5750万元，占94%。1937年2月渝市各行庄实领钞达到6980万元，尚有1365万元准备领取。这为统一重庆的金融市场发挥了极大作用。

总之，银行公会帮助国民政府统一四川金融，稳定了重庆金融市场，保障了重庆金融的有序发展，为抗战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金融上奠定了有利基础。

（三）帮助银行业务转型，支持工商业发展

近代以来，华资银行存款成为支持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政府利用银行间接融资功能服务于政府财政，而银行业则在政府财政需求拉动下得以产生、发展、壮大，此一特性导致地方大多数银行为地方军政当局所操控。重庆的银行也不例外，或为政府直接创办，或有政府人员参股，或被政府一手操纵等等。

面对此种情形，重庆银行公会一经组建，就积极健全会员行的制度建设，抵制军阀无休止的摊派，将银行业务纳入发展工商业的正轨，为其业务的健康发展创造环境，使其逐步摆脱政府的强势压迫，走上商业银行正常之路。

1931年10月2日，重庆银行公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中，参加者周宜甫、康心如、潘昌猷、张茂芹等就分别代表各银行，商讨会务和同业业务等问题及解决办法。此后重庆银行公会的这种活动从未间断。例如，1932年4月28日，重庆银行公会执行委员会第13次会议讨论通过，民生公司公司债由本会各银行代募，并推选出聚兴诚银行与平民银行的两位经理担任民生公司营业考查员负责考察事宜。接着，6月13日，在公会的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上，对于自来水公司请求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共同承认27万元期票抵借案给予支持，决议由银行公会承认实借12万元，其中川盐、平民、市民各承担1万元，中国、聚兴诚、川康各承担2万，美丰独自承担3万元。以上表明，重庆银行公会对于发展实业的支持。

20世纪30年代，刘湘主政重庆后大规模战争减少，国家及地方官办银行和外省商业银行亦来渝开设，重庆的银行业蒸蒸日上，本地的聚兴诚、美丰、川康平民商业（由重庆平民、川康殖业及四川商业三行合并而成）、重庆川盐、重庆商业（市民）及日后的和成银行发展成为以聚兴诚为首的著名的川帮六大银行，并成为川帮集团的主体，“这是抗日战争以前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川帮银行在重庆银行公会所创造的制度环境保障下，开始有条件地抵制政府的军政摊派款项等，业务方面逐渐走上健康之路，加强与工商业的联系。聚兴诚银行专营存放款汇兑业务，1934年纯益占资本额的35%，达35万元，在全国广设分支机构，是经营较成功的私人银行，形成重庆银行界中的杨氏财团。美丰银行利用外人信誉发行美丰券等获利，形成以康心如为中心的康氏财团。川盐银行专营盐业，亦兼做其他业务。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组建后，实力更强，它与川盐一起形成了刘航琛财团。重庆市民银行形成潘昌猷财团。和成银行是1937年由和成钱庄改名而来，形成吴晋航财团。这些银行不仅努力发展其业务，更凭借自身资力投资生产事业和商业，仅1936年，聚兴诚、美丰、重庆、川盐、四川建设5家之存款总额，共为5728万余元，而其放款总额，则为4720万元，此5家银行的资本总额，共计仅为540万元（聚兴诚、重庆、四川建设三行各为资本100万元，美丰、川盐各为资本125万元，至1937年下期，除四川建设银行外均增加资本），但其资产总额则共为16259万余元，资产总额超过资本额30倍以上，可见当时各行资本虽薄弱，但信用基础则相当雄厚。他们不断获利之时亦对重庆的社会生产造成一定推动，川帮银行成为四川财团的核心和一股不可小觑的金融力量。

重庆银行公会伴随重庆银行界的活跃日益壮大。抗战爆发前，重庆市银钱业总计51家，银行总行9家，分支行19家，钱庄银号23家，总行在渝的9家银行全部加入银行公会，分别为聚兴诚、美丰、川康殖业、重庆市、重庆平民、重庆川盐、四川商业、四川建设、四川省银行（四川地方银行改称），加上中国、中国农民、江海、金城四家分行，会员行共13家，其总行在渝的9家银行资本额为1500万元。而钱庄则与其相差甚远，23家钱庄银号仅199.6万元，再加上资本五万以下之少数几家钱庄共计200.6万元，银行公会会员行的总资本占银钱业总资本1700.6万元的88.20%，所以，抗战爆发前银行界已经支配了重庆的金融市场，相应银行公会的地位更为提高。

上述可见，重庆银行公会自身壮大的过程中，在促进重庆地方金融市场的建立和辅助地方工商业发展中都不遗余力地发挥作用。发起重庆银行公会的7家会员银行除中国银行外，其余6大银行形成了以聚兴诚银行为首的川帮商业银行之中心，成为重庆乃至四川地区的金融核心，进而又和川滇银行组合成全国银行界中的“华西金融集团”并成为其主体，它们和中国银行一起组建覆盖西南地区的金融网络，控制与垄断四川地方的金融业务，关联并影响重庆诸多的金融市场，如存款放款市场、资金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证券交易市场、货币汇兑市场、外汇黄金市场等，执四川金融界之牛耳。“银行同业公会的建立，则标志着银行在金融业的中心地位的确立”，“这一切就改变了重庆金融的结构，改变了四川的传统货币体系，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金融市场”。由此，重庆的金融地位大为提高，金融市场稳定，财政渐入正轨，经济快速发展，摆脱了以前的混乱局面，从经济上金融上而言，为抗战爆发后国府选择定都重庆建立后方基地作了铺垫。

总之，抗战爆发前，重庆银行公会作为一重要区域内的银行业同业组织，辐射范围限于长江上游一带，其实力和影响力也不比上海银行公会能左右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但在稳定重庆地方金融中的作用不容抹煞。银行及其银行公会都是近代化的产物，而重庆银行公会作为近代以来西部成立的第一家银行公会，其诞生就代表着西部金融业的近代化方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金融机构的业务建设，促进西部地区的金融制度创新和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以及为稳定重庆的金融秩序、统一川政和辅助地方工商业发展等起到了重大作用，亦大大有利于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