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10日，暖阳洒落常州一中的校园，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史料馆开馆暨幼年班创办纪念座谈会在此如约启幕。会场之内，暖意融融，5位年逾九旬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老艺术家端坐前排，他们是林深、李仲平、毛宇宽、黄晓和、胡国尧，满头银发间藏着八十年的岁月风霜，目光里却依旧闪烁着对音乐的赤诚。环绕在他们身旁的，是50多位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教育工作者、艺术家、历史学者与志愿者，两代人因一段共同的历史渊源相聚，让尘封的往事在这一刻缓缓苏醒。

回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百年征程，国立音乐院的名字，始终镌刻在最为厚重的篇章里。1927年，在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指引下，萧友梅博士在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这是中国第一所专业高等音乐学府，它的诞生，打破了中国音乐教育长期以来零散、自发的格局，为“输入世界音乐，整理国乐精髓”搭建起专业的平台。彼时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音乐却未曾沦为乱世的点缀，反而成为唤醒民众精神的号角。萧友梅先生创作的《五四纪念爱国歌》《国耻》等作品，以激昂的旋律叩击人心，1938年，由侯伊佩作词，吴伯超作曲的《中国人》，唱出了我们中国人的雄心和骨气。中国人，中国人，君记否三百年前破倭兵；中国人，中国人，万古不灭，英雄无名。让音乐与家国命运紧紧相连。

抗战的烽火席卷大地后，国立音乐院踏上了颠沛流离的迁徙之路。1940年，学院辗转落脚重庆青木关，这座群山环抱的小镇，就此成为战时中国音乐教育的重镇。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师生们以茅屋为校舍，以石板为课桌，却依旧弦歌不辍。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时任国立音乐院院长的吴伯超，萌生了创办幼年班的想法。这位出身常州武进的音乐教育家，师从国乐大师刘天华，又曾远赴比利时深造，深谙中西音乐之精髓。他深知，音乐的传承需要幼苗的培育，乱世之中，更要为中国音乐的未来留存火种。

1945年，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在青木关正式成立。首批学员大多是流离失所的难童与孤儿，他们最大的不过十二三岁，最小的才六七岁。吴伯超为这群孩子量身定制了教学方案，每日8小时的高强度训练，中西乐器的系统学习，还有“学艺先做人”的谆谆教诲，让这些在苦难中成长的孩子，找到了人生的方向。简陋的校舍里，琴声、笛声、歌声交织，成为战乱岁月里最动人的慰藉。

1946年，抗战胜利的曙光普照大地，幼年班却再度踏上迁徙之路。他们乘坐的汽车驶出剑门关，换乘敞篷火车一路东行，最终在常州椿桂坊的灵官庙驻足。吴伯超选择故乡常州，或许是源于一份桑梓情深，或许是看中了这座江南古城的文化底蕴，更或许，是灵官庙的宁静，能为孩子们提供一方安心治学的净土。而灵官庙的旧址，正是如今常州一中的校址，这段跨越时空的缘分，为日后史料馆的落户埋下了伏笔。

在常州的四年时光，是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黄金岁月。吴伯超广邀名师，盛雪、黄源澧等音乐大家纷至沓来，他甚至从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请来外籍专家授课，让孩子们得以接触到最前沿的音乐教育。中西合璧的教学模式，严谨扎实的训练体系，让幼年班的学员们迅速成长。1949年的上海少儿器乐比赛上，幼年班学员包揽了除钢琴外的全部一、二等奖，他们用精湛的技艺，向世人证明了乱世之中培育出的音乐力量。

1950年，时代的浪潮再次推动着幼年班前行。这批学员北上天津，并入中央音乐学院，幼年班也更名为少年班。在这里，他们得到了更系统的培养，刘诗昆、盛中国、储望华等日后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正是从这里走出，成为新中国交响乐事业的中流砥柱。后来的中央乐团，8个声部长中有7人出自这支队伍，他们用手中的乐器，奏响了新中国的时代强音。从重庆青木关到常州灵官庙，再到天津、北京，这条跨越四地的迁徙之路，不是一段简单的办学轨迹，而是一部“以艺术坚守家国”的生动史诗，是一代音乐教育者在乱世中护佑火种、传承文脉的执着见证。

时光流转八十载，当年的稚子已成耄耋老人，那段峥嵘岁月却险些被尘封。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史料馆最终落户常州一中，绝非历史的偶然。究其根本，是灵官庙旧址的历史脉络，将这段往事与常州一中紧密相连；而更为关键的，是一群有情怀的人，用七八年的执着与坚守，让这段历史重见天日。常州一中的孙成勋老师，数年如一日，默默奔走于史料搜集、口述采访的一线，从老艺术家的记忆里打捞碎片，在泛黄的档案中寻觅踪迹。学校的领导与老师们，全力支持史料馆的筹建，为这段历史的留存提供了坚实的后盾。5位老艺术家虽年事已高，却不辞辛劳，一遍遍回忆往事，捐献珍藏的乐谱、乐器与照片。还有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与热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出钱出力，只为让这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得以固化、传承。

当史料馆的大门缓缓打开，展柜里的旧乐谱、老乐器、泛黄的合影，瞬间将人们拉回那个弦歌不辍的年代。那些写满批注的谱纸，曾在重庆的茅屋里被烛光映亮，曾在常州的灵官庙里被晨露打湿；那些斑驳的乐器，曾奏响过乱世的不屈，也曾演绎过和平的欢歌。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都凝结着一代人的心血与深情。

此次座谈会上，5位老艺术家的到场，更是让这段历史有了鲜活的注脚。他们虽步履蹒跚，却精神矍铄，谈及当年的求学时光，眼中闪烁着少年般的光芒。他们的到来，不仅是对这段历史的见证，更是对后辈的殷切嘱托。而在场的教育工作者、艺术家与历史学者，也从这段往事中，感受到了艺术传承的重量。

中国音乐史的长河里，青木关是绕不开的坐标，常州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站。青木关见证了战时音乐教育的坚守，常州留存了迁徙途中的薪火，两地的情缘，因国立音乐院幼年班而缔结，因一代音乐人的执着而延续。这段历史，不仅关乎音乐教育的发展，更关乎一种精神的传承——那是乱世之中，知识分子以美育报国的担当；是岁月流转中，后人对历史文脉的珍视。

当下的艺术教育，正朝着大众化、普及化的方向迈进。回望八十年前，吴伯超先生在颠沛流离中尚能坚守初心，培育出一批栋梁之材；萧友梅先生在经费匮乏的困境里，仍能为中国音乐教育奠基。他们的理念与实践，为今天的艺术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艺术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摆件，不该只是少数人追捧的奢侈品，它应当是滋润大众心灵的甘霖，是直击灵魂的慰藉与希望。

史料馆的落成，是一个终点，更是一个起点。它让那段尘封的历史有了安放之处，让老艺术家们的青春记忆得以留存；它更像一座桥梁，连接起过去与未来，让年轻一代得以触摸先辈的初心，理解艺术传承的意义。或许，当下的年轻学子中，还有人不知吴伯超先生的名字，不晓青木关与常州的音乐往事，但这座史料馆，会静静诉说，会慢慢指引。

弦歌不辍八十年，薪火相传永不停。当常州一中的校园里再次响起悠扬的琴声，当年轻的学子在史料馆中驻足沉思，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段“以艺术坚守家国”的史诗，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续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