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意大利国际南北文学奖第15届评审委员会决定将该奖项授予中国作家刘震云。作为欧洲文学界的一个重要奖项，意大利国际南北文学奖评审团给出的授奖理由是：“作品中独到的哲思与幽默，深刻影响了多个语种的读者。”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不断“走出去”的中国文学的新收获。

包括刘震云的作品在内，近年来，一大批中国文学作品正以其独特的审美实践，不断走向并融入世界文学。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经历了什么？留下些什么？近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季进新作《世界中的当代文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部探讨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坐标中定位、传播并反观自身的作品，正是季进对于前述问题的深入思考和集中回应。

“中国文学当然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应该已经不会有学者在提及世界文学时遗漏中国文学的存在，只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中国文学到底要以何种面貌居于世界文学的大家庭里。”接受记者采访时，季进表示，今天讨论中国文学“走出去”，更应强调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和最起码的中国立场，“与‘走出去’相比，‘走回来’也很关键，换句话说，要让中国文学的光既照向彼岸，也照亮自身。”

探寻中西文化之间对话的可能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重要学者，季进的学术道路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经历深刻变化的时期。一方面，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整体概念，试图突破过去近代、现代、当代割裂的框架，用更连贯的眼光看待文学流变。另一方面，以陈思和、王晓明等为代表的学者，则着力“重写文学史”，希望挣脱过去的定评，从审美与文化层面重新解读文学。

“我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激荡中进入了学术界。”季进回忆，当年，他的两位导师、现代文学研究大家范伯群和曾华鹏正致力于开拓通俗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一方向不仅关乎“雅”与“俗”的辩证关系，更触及文学如何发生、如何与大众文化互动的深层机制，要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如何形成、如何演变至今。这些思考大多沿着历史纵向展开，但也引发新的思考：如果只关注时间上的流变，那些跨越空间、跨越文化的横向因素，又该如何进入我们的视野？这种对“横向可能性”的敏感，触发了季进的学术兴趣。

1999年，季进完成博士论文《钱锺书与现代西学》，开始在中西文化之间探寻对话的可能。“这项研究归属于当时新兴的比较文学学科。这个源于欧美的学科曾经历范式危机，容易陷入不同文化的优劣之辩，后来兴起的‘平行研究’虽然试图在不同文化间寻找相似与呼应，却又面临两者为什么可以比较的问题。”季进表示，钱锺书早已洞察这种困境，他从不把中西文化对立看待，而是通过散落的笔记、片段的对照，展现思想如何在细节处相遇、共振。这种方式看似“支离”，却恰恰有助于让文化对话在流动的、网络般的关系中真正展开。

2000年开始，季进陆续与李欧梵、王德威等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名家相识，并受邀赴哈佛大学访学。这些经历让他不但与海外汉学界碰撞，也愈发认识到：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并不取决于我们如何“讲述自己”，而往往取决于他者如何理解、翻译与接受。“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实践中，我反复思考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相关问题，思考的结果最终形成了这本《世界中的当代文学》。”季进说。

以14位作家为样本，聚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

多年来，季进不断与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宇文所安等重要海外学者直面，他切身感受到不同文化身份与学术传承而产生的“洞见与不见”，也获得了对海外汉学生态、内部张力及其问题意识的“在地化”理解，为后续的理论构建奠定了扎实的经验基础与对话资源。对此，中国比较文学奠基人乐黛云曾评价道，在讨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问题时，季进能够以跨文化、跨语际的立场，提供难得而鲜活的第一手材料。

《世界中的当代文学》正是在此基础上推出的。这是一部既立足中国当代文学现场，又始终保持世界文学视野的评论与研究著作。全书以14位重要作家的17部代表性作品为对象，既涵盖莫言、叶兆言、阿来、王尧、刘亮程、迟子建、格非、毕飞宇、麦家等大家，也关注近年来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持续受到讨论的重要文本。

全书共六辑，层层推进。其中，“讲故事的人”聚焦阿来、刘亮程的边地传奇，捕捉潜流于风土深处的在地诗学；“人间世相”观照毕飞宇、麦家的世情叙述，勘探人性的复杂光谱；“历史镜像”烛照叶兆言、王尧的往昔叙事，思索有情和事功的对话；“生命的共情”关注莫言、林青霞的跨界实验，探索文学表达的未知之境。

在季进看来，这些作家、作品之所以值得反复讨论，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在中国文学内部的地位，更因为他们真实地参与了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体系的过程。在作家作品论基础上，书中进一步转向理论升华，通过“世界中的流播”与“理论的观照”两辑，系统梳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七十余年的历史脉络，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文化机制、译介结构，并尝试构建系统研究方法，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新范式。

比“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走回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日趋活跃和多元，更多地凸显当代文学的审美特质。尤其是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更是直接推动了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也让中国当代文学逐渐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季进指出，随着当代文学的开放性日益增强，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有了更多的认知与包容，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话语权稳步提升。

不过，他在书中也反复强调，海外汉学并非一种居高临下的评价体系，而是如同“他者之镜”，通过翻译的偏差、理解的错位与接受的选择，让中国文学重新看见自身的独特性与局限性。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问题，并不只在于“能否走出去”。更关键的是，当文学走向世界之后，是否还能“走回来”，反观自身、更新自身。

这种“走回来”意味着对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和最起码的中国立场的强调。他认为，如果不能充分关注中国与中国文学的特殊性，一厢情愿地追求与全球化接轨，中国文学的存在价值就会大大降低。“我们如何重返中国文学的传统，丰富自身的文学实践，既不要遗失中国文化的固有血脉，又不会脱离世界文学的谱系，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众声喧哗’的叙事格局，我觉得这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在世界中’是一个空间命题，同时也意味着时间意识，意味着当代文学始终处在生成之中，它必须承担回应现实、理解他者、反思自身的责任。”季进表示，《世界中的当代文学》也并不试图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给出简单答案，而是力图在“中国性”与“世界性”的持续对话之中，呈现一种开放而动态的文学图景。

延伸：

推动重庆文学“走出去”

需要更开阔的视野定位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好消息越来越多是好事，说明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在提升。但是‘走出去’也需要谨慎对待。”谈到中国文学“走出去”相关话题，重庆市作协副主席，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蒋登科分析，中国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以“拿进来”为主，到新世纪以来“走出去”渐渐繁荣，这体现了中国作家的共同努力，以及不断增强的国家软实力。他强调，“走出去”的同时更要坚定文化自信，要保持中国文学立场。

蒋登科表示，与中国文学发展同步，新世纪以来，重庆文学的发展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重庆形象愈发凸显，也愈发受到关注。其中，包括傅天琳等名家在内的诗歌、小说等被译介到海外，同时还有虹影等一批在海外旅居、写作的重庆作家，也为世界奉献了“重庆文学”。

“我想，我们不能只是站在重庆看重庆文学，而要站在重庆之外回望，在更开阔的视野中为重庆文学定位。”蒋登科表示，文学“走出去”的关键在于作品，尤其是在文化底蕴、现实深度、精神取向、艺术手法等方面具有自我特色、无法替代的那种作品，这才足以吸引海外译介。从这个角度讲，重庆文学还有短板，要在着力助推优秀作家创作的同时，努力推动重庆的作家作品“出海”，在重庆城市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今天，以更具重庆辨识度的文学作品吸引海外图书市场主动参与译介，这种“走出去”，才算高质量地“走出去”。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