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人郭相颖——手绘长卷助力大足石刻成功申遗

郭相颖。（大足区委宣传部供图）

左边是纸张早已泛黄的老笔记本，右边的笔记本要新几分，被密密麻麻的文字填满……连日来，市文史馆馆员郭相颖一刻不停地整理着多年来积累的大足石刻研究资料。

埋头研究大足石刻50多年，郭相颖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多达16项；手绘的石刻造像长卷，更是助力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88岁高龄的他依旧在为大足石刻的保护研究和宣传推广工作倾心尽力。

今年6月，郭相颖获评“敬业奉献”中国好人。面对荣誉，他的第一反应是，要抓紧这份“热度”，让大足石刻的美被更多人看见。

从“零”开始护石魂

1974年，37岁的郭相颖调到大足县文管所。他来到大足石刻的北山，从此开启了守护石刻的岁月。

那时，山上没水，他就挖水坑蓄雨水；没菜，他抡锄头开荒地；没电，煤油灯一燃就是三千多个夜晚。他每天要巡山查窟，每周清扫两次石刻走廊，青灯古佛成了他最忠实的邻居。

初到北山时，“两本半”书是他全部的“家底”：《佛学大纲》《简明佛学词典》，外加一本油印的《大足石刻志略》手稿。靠着几本书，他从石刻的“门外汉”，硬是“啃”成了石窟文化的行家里手。

但真正让他名留石刻史册的，是靠着一支画笔。

三载苦修绘长卷

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文物局要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四有档案”，图像资料必不可少。彼时的文管所，穷得连一台黑白相机都买不起。

“我来画。”郭相颖说得轻巧，做起来却是千钧重担。一把1米的直尺、一条皮尺、一个画架，就是全部测绘工具。白天，他在崖壁间爬上爬下，用最原始的方式逐尊测量造像尺寸，在废报纸上打草稿；夜晚，煤油灯下铺开宣纸，一笔一画精心描摹。北山的264龛、宝顶山的数千尊造像，大到数丈高的卧佛，小到指甲盖般大的菩萨，无一遗漏。

历时近三年，两幅20多米的白描长卷终于完成。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卷耗尽心血的手绘长卷，会在十几年后改写大足石刻的命运。

六载申遗定乾坤

郭相颖1984年入党，随后被任命为当时大足县的副县长。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郭相颖为大足石刻的保护和利用做了许多工作。

1987年，郭相颖从到大足参观的国家文物保护所工作人员口中听到一个讯息：大足石刻可以申报世界遗产。从此，“申遗”就在郭相颖脑海中“萌动”。

1990年，郭相颖申请回到大足石刻工作。1993年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列入申遗推荐名单，郭相颖为此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1999年12月1日，摩洛哥马拉喀什。世界遗产委员会全会现场，大足石刻申遗进入最关键的表决环节。然而幻灯片播放的单张照片，根本无法展现宝顶山、北山绵延数里的宏大规模，在场国际专家面露疑色。

关键石刻，郭相颖拿出那两卷泛黄的白描长卷。20多米的长卷在会议桌上缓缓展开，近万尊造像气韵生动、连贯成篇。中国石窟艺术的恢宏气象征服了全场。

11时45分，主席锤落——大足石刻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郭相颖冲出会场拨通越洋电话，喉头哽住，半晌说不出话。

2008年，千手观音造像保护修复工程启动，郭相颖多次参加论证会，为修复保驾护航。如今，郭相颖每年义务讲解近百场，活跃在文保一线。他说，要让青少年理直气壮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郭相颖的书房里挂着一幅自题字画——“若有来世择业时，再卧青灯古佛前”。半生一觉石刻梦，圆梦两鬓已成霜。从37岁上山，到88岁仍在奔走，郭相颖用半个世纪践行了那六个字：择一事，终一生。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卞立成 通讯员 陈思宇 黄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