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崖壁上的“巴蜀梦华录”

8月25日，为期两天的大足石刻与宋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市大足区闭幕。会议期间，5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大足石刻与宋代社会、文化、艺术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跨学科对话成果丰硕，进一步拓展了大足石刻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维度，推动了石窟考古与宋史研究的深度融合。

那么，在与会学者眼中，大足石刻究竟映照出了怎样的宋代历史？

密密麻麻的宋代铭文，无疑是800多年前的宋代巴蜀先民留给我们最为直接的答案。

它们如同一部刻在崖壁上的“巴蜀梦华录”，记录下了宋代巴山蜀水间普通人的春耕秋收、柴米油盐。

大足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李小强介绍，据《大足石刻铭文录》一书统计，散落在大足石刻造像之间的宋代铭文就达449件、4.3万余字。

“如果说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是一幅都城市井的文字长卷，那么大足的宋代铭文便是一部留存在崖壁间的川东社会笔记——它没有统一的篇章结构，却因每一则题记都来自真实的生活现场，而具有鲜活、质朴的特点。”

阡陌之间的农耕实录

说起大足石刻宝顶山石刻中的《牧牛图》造像，许多游客都不陌生，但你看完《牧牛图》之后，有没有留意到它旁边宋代人给后辈子孙留下的“春犁夏耘”偈语。

李小强说，这句偈语用短短4字道出了当地水田稻作的重要地位。

但宋代时巴蜀大地上的农业图景就只有水稻吗？

如果你这样认为，就错了。

李小强在4万多字铭文中找到了答案——北山、石篆山等处的题记中，“麦谷”“麦粟”频繁出现；南山宋代诗刻更是留下“极目稻塍平浩渺，一川麦陇翠蒙茸”的句子。

这证实当地在宋代时便已经形成稻麦并行的农业结构，俨然一部阡陌之间的农耕实录。

宋人骄傲的还不只是“大丰”景象，石篆山北宋元丰年间刻下的《严逊记》碑，更是提出了“复合经营”的理念。

这块碑完整记录了一位名叫严逊的乡绅如何经营庄园：他特意在造像区域种植松柏和果木——既种经济林，又营粮食种植。这说明彼时复合经营模式已在巴蜀乡间生根发芽。

碑文中还有一句耐人寻味的告诫：“警人损动诸尊像及折伐龛塔前后松柏栽培记。”

李小强说，这充分证明严逊不仅规划了土地如何种、钱粮如何用，还操心着林木如何保护。这个细节，让一位既务实又细心的宋代乡绅形象跃然石上。

民间物产流通的情况同样被石刻间的铭文忠实记录——北山、多宝塔、石篆山现存数百条供养人题记，完整记录了宋代巴蜀地区民间流通的各类物产。

经济作物中被频繁提及的是桐子、桐油，与宋代川东桐树普遍栽植直接相关。手工原料中铁料的记载也非常突出，佐证当时冶铁、铁器加工行业发展成熟。

李小强说，大足宋代石刻中菜刀、剪刀、斧、秤等铁制器物图像屡见不鲜，与铭文所载铁料捐赠相互印证，足见铁制器具已广泛应用于民众生产生活。

市井之中的金融实践

如果说农业实录展示的是宋代巴蜀地区的“基本面”，那么石刻中关于货币流通和工程财务的记载，则透露了更丰富的信息——这座偏远的川东县城，居然有着相当多元的金融实践。

南宋时期，朝廷在四川推行“钱引”。北山和宝顶山的南宋造像铭文中，大量出现以“钱引”捐资的案例。而北宋流通的“交子”也被雕刻进了造像之中。在宝顶山大佛湾第15号龛造像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整齐堆放的纸币“交子”石刻造像——这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在石窟造像中发现宋代纸币图像，堪称中国货币史的珍贵实物。

那么，在宋代，不同职业的人都爱用哪些货币呢？

大足石刻中的题记显示，普通商贩多用“钱引”“交子”出资，乡绅富户则捐铜钱，同一龛窟往往实物、纸币、铜钱三类捐赠并存。这说明南宋大足已形成多元货币并行的商贸格局，比我们想象的更开放、更灵活。

更令人称奇的是民间的财务管理制度。北山多宝塔由南宋绍兴年间民间集资修建，塔壁铭文中反复出现一个名为“塔库”的机构——这可不是什么仓库，而是专业的财务管理团队。

塔内题名显示，“塔库”有专班专人管理、分工合作，他们既统筹全部捐资钱粮，又负责接收各类捐赠，所有账目统一刻写于塔壁公示，每一层塔身都留有阶段性捐资清单——开凿多宝塔收了多少米、用了多少工、花了多少钱，一目了然。

李小强说，这种财务公开透明的做法，即便放在今天也毫不逊色。

大足“塔库”制度的完备程度，堪称宋代巴蜀民间管理钱财的典范，也是《东京梦华录》中未曾记载的市井智慧。

崖壁之上的宋代“餐桌”

如果说“钱引”“塔库”记录的是宋代大足人如何管钱，那么下面这些铭文则告诉我们，他们赚了钱之后，吃些什么、喝些什么。

800多年前，一个叫吕元锡的士人带着弟弟多次登上北山避暑，他在第176号龛外侧留下一行题记：“数来此避暑，煮饼、瀹茶、弈棋、赋诗。”短短十几个字，却无意间打开了一扇观察宋代川东饮食文化的窗口。

今天的读者或许会好奇：“煮饼”是什么？烤饼能泡汤吗？

其实在宋代，“饼”是所有面食的统称——汤饼近似后世的面条，蒸饼就是馒头，胡饼则类似烧饼。

李小强说，北山条件简陋，吕元锡兄弟煮的大概率是汤饼，沸水下面，热腾腾一碗，山间野餐足矣。

石刻造像也为饼食的普及提供了图像证据。宝顶山《父母恩重经变造像》中，母亲手持圆饼喂食孩童的画面被精细刻出；另一龛《担父母行乞图》中，行乞者随身携饼，路人施予的同样是圆饼——可见圆饼是宋代大足街头巷尾再寻常不过的食物，并非富裕人家才吃得起的稀罕物。

当然，大足的餐桌上不只有面食，石刻中偶尔也能见到饮酒的痕迹。重阳节题记提及“萸菊酒”，与《东京梦华录》所载汴京重阳饮菊花酒、佩茱萸之俗如出一辙。这说明，中原的节令饮食习俗，已在南宋时期深入巴蜀民间。

细读这些关于“吃”的文字，一个有趣的现象浮现出来：石刻中的饮食记录几乎都与特定场景绑定——避暑时煮饼喝茶，重阳时饮“萸菊酒”，母亲喂食孩童的画面刻在报恩经变中。

食物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总是镶嵌在节令、亲情、社交的网络之中。这正是《东京梦华录》式的书写逻辑——饮食即生活，生活即文化。

从稻麦并行的田野到运转有序的“塔库”，从一碗山间煮饼到一杯重阳“萸菊酒”，800多年前的巴蜀社会，就这样被一凿一锤刻在了大足的崖壁上。

这部石头上的“巴蜀梦华录”没有帝王将相的功业，却记录了普通百姓真实的日子——他们的耕种、他们的饮食、他们的四季。

正如与会学者所言，大足石刻“是一座艺术宝库，又是一座史料宝库”，当我们的目光穿过层层凿痕，那个遥远而鲜活的宋代，便从石头里走了出来。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