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评丨从“怕讹”到“敢扶”，让制度体系托举善行

近日，云南昆明街头，一位85岁老人摔倒，鼻部肿胀、血流不止。外卖骑手蒋明昊犹豫片刻后骑车赶去，判断老人鼻子可能骨折了，当即暂停手中送单，送老人到医院急救。事后，老人家属送上锦旗与感谢信，外卖平台撤销骑手超时订单判罚，授予“先锋骑手”称号，相关部门还为他申请了额外现金奖励。

这则新闻让人倍感温暖，既源于骑手放下订单、挺身救人的果敢选择，也源于老人不昧本心、主动说明事实的坦荡。护士问老人“是他撞的你吗”，老人连忙摆手否认：“没有没有，他是好心，是我自己摔的”。有人问蒋明昊怕不怕，他坦言：“有点怕被讹，但如果不去帮，心里会难受。”这几乎是普通人最真实的心理写照。路人并非冷漠，而是个别救助纠纷案例让不少人在出手相助前多了一层审慎考量。破解凡人助人行善的顾虑，让“怕讹”变成“敢扶”，离不开制度体系的托举。

法律兜底护航，是破除行善顾虑、守护人间善意的硬核后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好人条款”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则法条为善意施救者筑牢法治屏障，为所有见义勇为的普通人撑腰打气。纸面条文要真正转化为民众行善的底气，还要在纠纷处置环节持续细化完善，比如在相关案件处理中用好现有举证规则，减轻善意救助人的自证负担；对恶意捏造事实索赔者，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把好人免责和诬告追责双向廓清，既保障好人免责，又严惩恶意诬告，方能消解公众出手前的犹豫心态，持续提振全社会见义勇为的信心与勇气。

社会协同托举，是构建善行循环的温情支撑。救人者既需要法律事后“免责”“无责”的兜底保障，也需要受助人一句“他是好心”澄清责任。社会协同，既包含普通群众之间的信任守望，也涵盖各类市场主体、行业组织主动担责，完善内部保障机制，不让行善者独自承担损失。蒋明昊因救人取消了配送订单，意味着收入损失，甚至遭到平台罚单。但事件中，外卖平台及时撤销判罚、给予荣誉、申请奖励，清晰传递出“助人行善者不该承担损失”的清晰信号。期待更多企业把应急免责、见义勇为免罚和荣誉激励写进管理制度，让“做好事不吃亏”成为职业规范。

正向舆论引导，是消解社会焦虑、涵养向善风气的重要抓手。媒体报道“扶人”个案，本意是传递正能量，但若过度聚焦“会不会讹我”这一冲突点，容易放大公众顾虑。媒体记录善行时，应同步客观解读“好人条款”、诬告追责等兜底机制，让公众清楚知晓善意施救有法律护航。多一些制度化、专业化的解读，少一些冲突化渲染，善行才能从个案扩展为风气。

文化浸润人心，是让善意常态化、善行成风尚的深层滋养。善意具有天然的传递性，在人与人的互帮互助中接力流转；当善意成为社会文化的鲜明底色，人们面对危难时，才更愿意放下顾虑伸出援手。蒋明昊骑车贴满“宝贝回家”寻亲贴纸，自掏腰包近3000元免费发放、带动300余名骑手加入。做这些“小事”只因蒋明昊心里一直记得，入行第一年他在骑行途中摔过跤，有人扶他起来；还有位外卖骑手曾帮助蒋明昊送单，送完之后，还帮他赔了二十多块钱的麻辣烫。“被这个世界温柔地接了一把，就决定把这份温柔一路传下去。”这份普通人之间守望相助的温暖，正是社会善文化的鲜活缩影。把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贯穿成长全过程，渗透校园与日常，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涵养新风。当助人为乐成为“自然而然”的文化自觉，面对危险敢于挺身而出、主动帮扶，终将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选择。

善治的社会，应赋能每个人都拥有行善的勇气。从法律兜底免责筑牢底线，到社会协同联动保驾护航，从正向舆论引导消解焦虑，到深度文化培育浸润人心，多维度协同发力、全方位闭环赋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善行保障体系：有人挺身而出、有人澄清真相、有人承接善意、有人守护义举。法律制度为善行兜底，社会舆论为善行鼓劲，让个体的善意“孤勇”变成全社会人人敢为善、愿行善的坚定底气。愿每一份善意都能被温柔善待，愿每一个犹豫之后的温暖抉择，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

作者：吴东平

编辑：曹叶

审核：高欣然

监制：白永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