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山银花开出致富路——秀山县隘口镇坝芒村红色土地孕育绿色产业

七月的武陵山，日头毒辣。记者一行沿陡峭盘山路拐进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隘口镇坝芒村，最先撞进眼帘的，是丰收在即的漫山山银花。

2015年，同样的山坡上，山银花差点“绝迹”。十年间，这片土地经历了什么？是什么让山银花又“爬”回山头？

村党支部书记文朝举说：“答案，就藏在山脚下那座‘倒马坎战斗纪念碑’里，也藏在‘渝蕾一号’的花蕾中。”

一仗立丰碑，一心为人民

倒马坎，名字听着就险，是秀山与贵州松桃、沿河和重庆酉阳等县毗连的交通要道。记者站在隘口抬头看，大山重叠，道路陡峭。传说古时曾有官员骑马跌下悬崖，连人带马摔得粉碎。

1934年8月，红三军在川黔边发展苏区。秀山团防头子杨卓之为防红军占领秀山，在一条长约40华里的山坡险道上构筑防线，驻扎10多个中队近千人，还在坝芒倒马坎派驻300多人重点设防。

“这一仗一定要打好，不仅要倒他的马，还要牵那只羊（杨卓之）！”贺龙战前动员落地有声，决定打破杨卓之倒马坎防线，把主攻任务交给红七师。红七师兵分两路，冲过坝芒街，占领山神庙，直逼倒马坎。敌军遭夹击，纷纷溃逃。这次战斗俘敌40多人，缴枪30余支，为开辟秀山、酉阳大片游击区奠定了基础。

枪声早已远去。山脚下，“倒马坎战斗纪念碑”静静立着。沿山路往上，战壕遗址隐约可辨，草木深处，还安葬着两名牺牲的红军战士。

村里老人说，小时候听坝芒游击队队长王春和讲，红军能赢是因为“打土豪、分田地”，让最广大的老百姓得了实惠。“老百姓得了实惠，他就跟你走。”

与纪念碑一路之隔，就是坝芒村村委会。90多年过去，纪念碑前还时常有人驻足。老支书张胜海也常凝望纪念碑思考：如何发展产业，真正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这何尝不是一场新的倒马坎战斗。”张胜海说。

一花藏深谷，一种孕希望

在村委会办公室橱柜里，记者看到一本泛黄的“农事账册”，毛笔字工工整整记着：“民国二十三年，收银花三十斤，换谷五石”。《秀山县志》提到，当地苗民自古“以花代茶，解暑热”。

“种了上百年，却始终不成气候。”上世纪70年代，县里就尝试推广山银花，到90年代还是房前屋后零星几丛。张胜海坦言，老品种花期短、品质差，摘一筐卖不上价，老百姓当然不种。“山银花要翻身，得找到一粒能‘燎原’的种子。”

为了找到那粒“种子”，张胜海钻进莽莽苍苍的武陵山。1999年初夏，他在老木村大湾沟一处人迹罕至的悬崖下，突然看见一抹异样的绿色。那是一株野生山银花，只有筷子粗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长相：不开花，只结蕾，一簇簇绿白色花蕾缀满藤蔓，在长达一个月的采摘期内，始终含苞待放。

“这就是我要找的宝贝！”往后半年，张胜海隔两天就去瞅一眼。后来，他小心翼翼连土挖回，试着用本地品种嫁接，先成活108株，再扩繁到2万株。重庆中药研究院专家一看，当场命名为“渝蕾一号”。送检结果更让人振奋：绿原酸含量7.1%，在全国同类品种中最高。

苗子有了，推广却比想象中难。2008年前后，张胜海动员大家种“渝蕾一号”，全村响应的只有二十来户，加起来一百多亩。村民背地里议论：“新东西谁知道靠不靠谱？万一种砸了，地可就荒了。”

张胜海没有硬推。他告诉村干部，当年红军在倒马坎，两三百人打垮人家近千人的防线，靠的不是人多，而是老百姓信任他们。

于是，他带着村干部先试种，用看得见的收成赢得信任。到2011年，坝芒村山银花发展到近2000亩。

为了这粒种子，张胜海不知穿破多少双鞋，双手划破不少血口子。“在山里爬了几年，擦破皮是家常便饭。”他咧嘴一笑，“比起当年红军流的血，这算个啥？”

一业富村民，一村奔振兴

可就在2011年，金银花市场瞬间冷冻，鲜山银花每公斤收购价跌破两元。坝芒村花农纷纷挥锄毁花，到2015年全村只剩400亩。“那是坝芒村山银花最灰暗的日子。”文朝举忆起往事，直摇头。

就在当年，新版《中国药典》明确将山银花单列为药用品种，秀山县把山银花列为“一号产业”。对于“地无三尺平”的坝芒村而言，没有比山银花更合适的产业了。

“让这漫山遍野开出山银花！”冲锋号再次在倒马坎吹响。这一次，冲在最前面的，依然是共产党员。张胜海带头种了199亩，村主任白兴江种了l40亩，文朝举种了62亩……“赚了，是给群众蹚路子；赔了，就当交学费！”

一年后，山银花丰收了。亩产3000斤，是老品种的十倍，管护成本却降了一半。一亩地，少则收入6000元，管得好的能卖到两万元。

“眼见为实啊！看着党员干部们腰包鼓了，谁还坐得住？”村民杨天宝回忆说。短短一年，全村种植面积猛增到3000亩。

面积一扩大，有人建议：把地全部流转给公司或专业合作社，搞规模化经营，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但坝芒村还是坚持“一家一户种植为主”的模式。

“我们调研过，全村种了上百年山银花，老头老太太都懂修剪、施肥。”文朝举说，如果把地流转出去，村民只能拿流转费和打工钱，一亩地一年几百块，大头让别人赚了。“自己种，一亩能挣好几千元，凭什么不自己干？”

后来，村集体在最缺水、最难种的牛洞片区流转300亩喀斯特山地，搞示范种植，既做给村民看，也引来了外地收购商，解决了技术更新和产品销售问题。

“一家一户拼在一起，就是规模效益。”文朝举给记者算账：全村8600亩山银花，7成农户参与，年产量稳定在400万斤以上，产值超过1200万元。“更重要的是，‘良种育苗—标准种植—就地加工—电商销售’的全产业链形成了。”

坝芒村从“空壳村”变成了“产业村”。2023年，坝芒村获评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2025年又捧回“全国文明村”的牌子。

红军故事>>>

红军洞：

镌刻在武陵山间的军民情深

在秀山县雅江镇江西村车田组的后山上，有一个不起眼的半月形小山洞。当地百姓称它为“红军洞”，洞中曾藏着一个关于生死相托的感人故事。

1934年11月25日下午，黔东独立师攻打邑梅镇公所，师政委段苏权带领通讯班冲入镇中，不料遭敌埋伏，右踝骨被子弹打穿，骨头碎裂，无法行走。通讯班副班长李通珍将他背下战场。次日部队行至迓驾石号坡时又遇阻击，第三团团长马吉山率部掩护，壮烈牺牲。部队被迫分散突围，段苏权重伤在身，无法随军前行。独立师师长王光泽含泪将他就地安置。

李木富是当地一名裁缝。他第二天听说苏家坡下来了个红军伤员，跑去一看，正赶上迓驾团防下来搜捕。团防要杀这名红军，李木富急忙上前阻拦：“莫杀他，他脚杆被打断了，明天都被豺狼吃了，你杀他做哪样嘛！浪费颗子弹。”众人认得他，便卖了个面子，刀下留人。

敌人走后，李木富将段苏权背到灵官庙，随后又转移到自家屋后的山洞中。为避免走漏风声，他每日悄悄送药送饭，还找来草药为段苏权医治枪伤。段苏权就这样在山洞里藏了20多天，终因左脚冻伤感染，失去三个足趾。

临行前，同村苏仕华让木匠做了一副拐杖相送。段苏权拄着拐杖，拖着伤脚，沿途乞讨回到湖南茶陵老家，之后辗转到达延安。

段苏权后来在给秀山县委的亲笔信中写道：“洞居月余，终未被敌人发觉，既延续了我的生存，又提供了赖以行走的条件……虽则出现在对待我个人身上，实是拥护和热爱红军的壮丽诗篇。”他随信寄来200元，嘱托分给李木富、苏仕华等救命恩人，略表寸心。

1987年，秀山县人民政府将“红军洞”列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赠予李木富“红军的亲人”匾额。

红军为人民而战，人民待红军如亲人。这座小小的山洞，见证了烽火岁月中那份质朴而深厚的情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生死与共的信任与守望，永远是我们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记者彭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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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回响中看见“种子的力量”

彭瑜

站在倒马坎的青石上，我努力想象着当年的枪林弹雨。脚下的山谷里，传来采花人悠扬的土家山歌。历史与现实，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交织。

重走长征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红军的革命精神，在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坝芒村，我找到了答案——它变成了一颗“种子”。

老支书张胜海踏遍青山，寻找那一株野生的“渝蕾一号”，那种不惧艰难、敢于探索的劲头，不正是红军当年为中国寻找出路的精神映射吗？

如何发展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党员干部带头先干，赚了算为群众蹚路子、赔了算自己的。这种“跟我上”的担当，不正是长征路上党员干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时代注脚吗？当面对发展模式的抉择时，村干部没有为追求政绩而“一刀切”，而是选择尊重群众的意愿，把发展的主动权交还给老百姓，这不正是红军“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质朴回归吗？

乡村振兴，最难的并非技术和资金，而是点燃老百姓心中那股“我要改变”的火焰。而坝芒村的故事告诉我们，点燃这把火的，正是传承了90年的红色基因。

告别坝芒村时，阳光正好。我忽然觉得，那漫山的山银花，既不是单纯的经济作物，它是纪念碑上那行字在大地上的投影，是一代又一代坝芒人，用汗水、用坚持、用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写给英雄先烈的一封长信。

信里，有一个最朴素的誓言：你们的牺牲，我们记得；你们的心愿，我们正在实现。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