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就这样回到了自己的“家”。那时老家正推行火葬,读过几天书的我和哥哥都不敢违逆,何况母亲生前一再嘱咐我:“妈不信那些旧玩意儿,咱家从来不给别人添麻烦,儿啊,你可要让妈死得合规矩。”
于是我的母亲最终躺在了一百五十元一个的骨灰盒里。这是殡仪馆里最昂贵的骨灰盒了,无能的儿子只能这样来告慰母亲。我跑遍了整个乡场,才买到了一个刚好容下骨灰盒的长方形玻璃缸,哥哥又去玻璃店求人,给这自制的“水晶棺”配上了一个盖。
我们把母亲装进匣子里,安葬在屋后的菜园子。没有高高的墓碑,甚至没有凸显的坟丘,我们用这种变通得极不彻底的方式让母亲“入土为安”。
我知道,母亲对此一定是不满的,她会在心里责骂我和哥哥坏了火葬的规矩,但她无言。她的沉默使我永远颤栗。
母亲是地道的农妇,大字不识。但母亲照样通情达理,一辈子没跟左邻右舍红过脸。如今我能与世无争地活在一座校园里,淡然地来来往往于功名与利欲之间,多半是受了母亲的“遗传”。但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予我最深刻的影响还是自尊。
我的学生时代,家境窘迫。父亲是个兽医,虽然被视为“有办法”的人,但因要供我读书却常常入不敷出
母亲一直都有病,干不得重活,只伺候着那一畦菜园子也常见力不从心。而我十二岁起便开始离家在很远的镇上后来是更远的县城住读,花销不小。我的裤子穿短了,总是由母亲给接上一节,再穿。可我身边的同学大多是些干部子女,他们的穿戴,总是那般眩目,把我的自尊心晃得摇摇欲坠。
终于有一天,因为一件小事,那个高傲的女同学指着我的裤子骂我是“叫花子”,把我的自尊打得粉碎了。我再也不愿去上学了,再也不愿穿那接了一节又一节的裤子。母亲并不多说什么,她只是让我数她身上穿的那件花布衣裳一共补了多少个疤,我数出了二十八个。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你想一想,你什么都不如人家吗?”母亲问。
我想了想,我说当然不是,我的成绩比他们都好,我的作文还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哩。
母亲说,她也想过,除了穷以外,她也不是一个事事不如人的妈妈。比如,她侍弄的菜总是比别家的长得好。